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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如何有效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萧楼的《夏村社会》以江南夏村为研究对象，将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差序格局”和晚年思考的“场”联系起来，全景式地叙述了村庄的历史、经济、政治、宗教和象征体系，并发展出“差序场”的概念，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也在人类学中国研究方面，为我们展示出一种槛外薪传的学术承接与对话的范例，意义深远。
【关键词】差序格局；差序场；社会人类学；民族志
20世纪3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出版，并被誉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工作的里程碑”{1}，它和费40年代的《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乡土重建》等著作一起，发展出通过“逐步接近”的方式、从“类型”走向“模式”的中国认识之路，从而成为解释中国社会最杰出的成就。之后，中国社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等深刻变迁，直至当下仍在持续进行。因此，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抑或中国社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何以可能？便成为中国学人须不断追问与反省的时代命题。这时，我欣喜地读到了萧楼的《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2}（以下简称《夏村》）。《夏村》不仅“全景式地叙述村庄的历史、经济、政治、宗教和象征体系”，表明了作者对社会人类学的学术自觉和对田野经验的把握达到了相当高度，尤为难得的是作为僻居江南一隅又身处费门之外的作者，还“顺着费先生创建的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思路，试图在理论上和经典作品对话”{3}，从而为我们展示出一种槛外薪传的学术承接与对话的可能范例，其义深远。
一、从差序格局到差序场：继承巨匠的反思之路
1938年，费孝通以“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1939年，英国著名的拉特利奇（Rutledge）书局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名在伦敦出版了费的这一论文。1984年，戴可景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交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正式定名为《江村经济》。费的导师，文化人类学的宗师马林诺夫斯基对费的这一著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4}
但费孝通并没有沉迷于老师的称誉，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5}而“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6}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费孝通展开了他的不断反思之旅，直到20世纪终结都没有停止。
当然，费孝通不断反思和探索的不是“自认为还远没有成熟的果实”{7}，而是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更是变化之中的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理解。40年代，费孝通转至后方继续学术研究，写成《禄村农田》（1943年），并出访英国和美国。在这段时间，他对欧美社会学和人类学重新进行了系统考察和反思。{8}1947费孝通写成《生育制度》，1948年他又根据自己的讲稿撰述了《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从而初步建构了通过“逐步接近”的方式，从“类型”走向“模式”的中国认识之路。
作为一部综合性的著作，《乡土中国》不仅“为我们展示一幅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而且还基于中国本土经验提炼出“差序格局”这一重要的分析概念，并一直被中国学界沿用至今。旅美学者阎云翔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差序格局是为数极少的超越了政治经济体制而从本土社会文化角度解释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概念之一；它有助于回答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即，社会是怎样组成的？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的人格是怎样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差序格局这一本土社会学概念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它对中国社会的解释能力，更在于它对全人类理解某些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贡献。”{9}
到目前为止，能够得到如此高度赞誉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还不多，所以，大家习惯于使用，习惯于再阐释，以不断增强其解释力。但是，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革，社会结构理论难道不需要更新或者修正？如是，社会理论解释社会变迁又何以可能？
萧楼的问题意识来源于实践和理论的张力：“世道变了”这句老百姓挂在耳边的话语和理论界对于“社会理论”失语之间的巨大反差。他追问：难道这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在理论上没有可能反映？萧楼注意到，直到费孝通先生去世，大家在阅读他大量的讲话、札记、回忆录时，大都只关注一些学界旧闻，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年马老师的高度评价给他带来的痛苦和不安：“江村调查完毕，我仓促的到了英国。在B·马林诺夫斯基老师门下，就发现了我原有认识的错误，因之在写《江村经济》时，常常感觉到痛苦。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10}费老的这些反思，成了《夏村》承其思绪、再启研端的基本线索，萧楼本能地意识到这位在中国享有崇高威望的社会学家一定还会有进一步的思索。顺着这个思路，他把目光投向了晚年的费老，并从费老零星的讲话和回忆着手，开始梳理这个未被重视的理论反思之路。他发现，其实费老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提出：“我回想到早年在《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来表达亲属关系的结构形态，意义并不十分明白。经过这次对话，遇到了文化有没有边界的问题，我才进一步想到用‘场’的概念来补充‘差’”。{11}此刻，积淀多年的夏村经验支持了萧楼的敏感：费先生早年的“差序格局”和晚年思考的“场”，可以联接起来考虑，完善成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差序场。在此，费老提供了思想，而萧楼的《夏村》则完成了思想的论证，实现了社会理论科学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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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1年第7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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