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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子出来继续赶路，天快要黑了，刚才前面的一场暴雨使本来就不好走的路更加泥泞难行。原来的一条小溪顷刻成了湍流，三个司机一个不肯淌河，斗不过两个不愿折返的，让我们体验了这条线路上旅游该有的惊险。到了大本营，住进帐篷，开始有高原反应，头痛得快要开裂，一夜冻得不曾合眼。第二天一大早运气好，日出云散，我披了好几张毛毯，出去拍到了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珠峰。受罪也值了。照片是在场的见证，照片里的珠峰跟人家专业的候在大本营好多天才拍出的没法比，可我还是觉得我的更好，放到20吋，挂在客厅里，让来我们家的人好生羡慕一番。我家里还挂出人家赛马时拍的几张片子，也都是不错的装饰画。每天出出进进，已经不再看一眼。这些都成了我家墙壁上的背景了。而那些不肯示人的照片，我却常常回顾，就像我的田野笔记。
返回拉萨的路上我们要去看天葬，那是我的客人带来的一本旅游书上提到的景点。我记不得那是什么地方，到了那里没有天葬，我们只是远远地看见天葬的山顶，空中有几只秃鹫。沿着一条大河在半山腰转了很久，司机开得很快，让我紧张，他却说车顶也有钢条加固，就是滚下山去，也不至于丧命。这三个四川司机，来西藏已经十多年，听不懂几句藏话，不习惯高原气候，只等挣够钱就回老家。一路我们的全陪导游领我们进了许多寺庙，认真为我们讲解。我还是老毛病，没心思学习，只想拍照，不然岂不亏待了我的相机。慢慢地我也开始变得像个摄友了。
第三个插曲最为平常，也是最好的一次。我们走了一大段路后在公路边停下休息，可以看见路边不远的一个村子。我走下公路，沿小道走进村子。先是听到远处飘来的乐器声，再住前走又听见歌声。村子见不到一个人，也没法打听歌声从哪里传来，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找。走到一个院落，大门上挂了几块牌子，藏文不识，却有汉字，写着是这个村的村委会。进去看见十来个村民在排节目，马上用广角拍下一个全景。慌忙中相机也没端平，出来的照片也是斜的。排练中的村民没有停下来，旁别的村民介绍这也是为即将到来的节日准备的庆典演出。我见他们十分友好，不介意我的出现，不想转身去叫人，就拉过院子里看排练的一个男孩，跟他说村外公路边停了三辆吉普，让他把那里的几个老外也叫来看戏。这里年轻人多，跟他们用普通话交谈不成问题。不一会，我的人都来了，全陪也来了，我不用当翻译。走进屋里，我看见两个年纪不比我轻、块头不比我小的大老爷们坐在电动缝纫机前制作几件十分漂亮的戏服。我问这活计为什么不是妇女来做，他们说这里都是这样，跟内地不同。虽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来应酬，他们却十分健谈。
院里传来我们团里最小的成员的嚷嚷声。这个才五六岁的男孩不高兴了。父母给他留了一头带卷的金色长发，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女孩，院子里的妇女也都要摸摸他的头发。他不乐意了，撅起嘴，满脸愠色。一路上他都是这个遭遇。可他越不开心，就越是惹得人家要拿他寻开心。院子里气氛一下活跃了不少。排练终于进行不下去了，所有的人都过来跟我们说话，相互问了一大堆非常傻的生活问题。原来互相接近竟是如此容易！这时，好像所有人都变得跟我一样不爱学习了。我们谁都没有兴致去了解他们的节日是怎么回事，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意义。我的美国客人后来对我说，大老远地跑来，看到地方如此陌生，见到如此不同的人，但拉起家常来却发现没有什么距离。这时我才头一次觉得，我这做人类学的终于有机会向我的客人证明人类学的价值。这样的旅游有些让人琢磨不透。一开始新奇感最强，却也最不满意，觉得只是在走过场；时间多一些，新奇感少了，对陌生的地方和人也渐渐熟悉了，才会开始有所收获；时间再长，我们如同回到家里，感觉更好了，也开始想家了。每次我们都去征服一个陌生的地方，每次都会回到起点。往往复复，只要账号里还有闲钱（经济学家叫做可支配收入），都还会乐此不疲。17
我们带的相机不少，可都没有我的相机个头大，我也当仁不让做起了大家的公用照相师傅，按不同组合，拍了不少他们自选组合的合影。金发小孩人气最旺，却又最不配合，没给一张好脸。我会找机会干点私活，趁他们没摆好姿势、做出表情，就先拍几张我觉得自然的照片。他们也会在正要拍的人背后抢镜头，做鬼脸。我答应回北京后马上去印，凡是照了的都能拿到照片，还把院门牌子上的村委地址认真抄在小本子上。我也奇怪怎么没有一个人让我拍单人照，跟我在内地做田野时村子的老人都会跑来叫我拍大头照的情形完全不同。19我还觉得我这个照相师傅吃亏了，我当时也留着拖到背的长发，见上去够怪的，却没有一个人要跟我合影，只好抓过那个最爱捣蛋的小伙子跟我拍了一张跑焦的自拍。数码相机即拍即得，他们不满意的可以删掉重来。除了我后来另拍的一些他们排节目、缝戏服的照片，那天在院子里拍的都不是观光照。
金发男孩的母亲是我们夫妇多年的朋友，她四分之一中国人，四分之一墨西哥人，一半丹麦人。三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村民跟她合影，哪里看得出她是美国人。他们的表情都不是做给我看的，而是留给她们自己的。他们要跟我朋友的儿子拍照，是因为他长得不同，他成了照片中的摆设。她们爱找我的朋友拍照，一部分是因为她会汉语，已经跟她说过很多话，可是算作朋友，是因为她长得一点都不怪。在拍要寄的照片时，我完全依照他们的喜好。他们想怎么拍，我就怎么拍，绝不会叫他们放下那只我最见不得的打着V字的手。我不是游客，更不是摄友，没有什么要去征服，也没有什么要变成作品，唯一的要求就是把人拍得大一些，清楚一些，而不去考虑背景中要收进什么可以说明问题的细节。在我完全忘记人类学、最不记得要参与的时候竟然最为投入地参与了。
村委的院子本来是村民的“前台”，现在正在排戏，演员着便装，这里也就成了戏的“后台”。我们是游客无疑，大概也不是头一次到来的游客，他们一开始没有把我们当外人，长得异样却像个普通小孩一样耍脾气的金发小孩可能起了一些作用，让我们都能很快就“卸了妆”，把谈论的话题变得平常琐碎（small talk），造就出“后台”的氛围。说的话都没多大意思，说了就忘，却起到了沟通感情的作用。话多了时间就过得很快，结果在这里我们停留了好几个小时，比在任何一座寺庙里待的时间都要长。被我们晒路边的司机没有跑来叫我们，估计他们也找不到我们。若不是怕他们光火，我们会多待会。但待再久，我们也是过客。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他们的生活不会因为我们的来去有任何改变，我们的交往完全在意料之外，不会有结果，没有负担，所以才会如此没有隔阂。这种算不上日常生活的生活是不是戏，答案应该是清楚的。身临其境就不可能怀疑我们和村民都在做戏，或者村民和我们得到是个“舞台真实”，是个赝品。但我们可以说，在我们是过客这个前提下，我们之间有了暂短的“共态”，这跟作为仪式的“通道”还不是一回事，因为我们都不会借此去完成任何转变。
我觉得，只有这次的插曲才把我们带入一个没有事前为我们摆设的生活场景。我没有理由得意，人家不做人类学，也都毫不费劲地进到这个“后台”。没有人类学，人跟人打交道也不难，人跟人没那么不同。三个故事三出戏，戏戏不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戏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我自己是最不舒服的一个，因为我一只脚穿着“旅游鞋”，另一只脚穿着“人类学鞋”，深一脚浅一脚为我们旅友探路，没有一次得到我预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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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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