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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孔飞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的构建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及其历史影响的关切，其实并不是一种仅仅在他身上才特有的现象，而在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大家”的身上均可以看到。（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同美国中国学界的另几位泰斗有相通之处。）在这里，我们也想从关于本书的讨论引开去，讲一些并非无关的“题外话”，对孔飞力与他的老师费正清和史华慈，以及与他为同时代大家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做一番比较，以便把这里讨论的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③
从总体上看，这几位大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都涉猎广泛，视野宽广。尽管他们的学术生涯并非以中国共产党革命或1949年以后的历史为中心，但在他们的研究和写作中，作为自身深刻的普世性关怀的一种反映，都会显示出一种现实关切，其表现则是对于中国晚近历史主角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定位和意义“情有独钟”——他们知道，讨论中国，尤其是讨论现代中国，是离不开对共产党革命的研究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曾对20世纪的整个世界秩序（包括“西方”对世界的统治）提出过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而他们则将如何理解这种挑战的历史知识根源、走向及其同人类命运的关系视为己任。因而，他们在自身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行探讨；而且，他们写出的书是人们读得懂的。
费正清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为人们所公认的领头人物，也是“哈佛学派”的开山鼻祖。他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写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开埠及相关的中外贸易与外交，整个学术生涯中也涉及了明清以降的许多课题。但他的成名著作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他写作这本书的直接背景，是由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而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提出的挑战。此书出版后的三十年间几乎每十年便修订再版一次，而每一次都同中国本身的阶段性发展有关。费正清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以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次危机和革命为中心，构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断裂及延续的大叙事。可以说，如何看待并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起源、进程以及宏大的遗产和深远的国内、国际影响，是促成费正清数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因。或如他本人所言：“大地日行缩小，人口日渐繁衍，不久之后我们就要同十亿中国人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了。有些问题是我们非考虑不可的。”④费氏是在1958年写下这段话的。当时，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还在风头上，一时间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作为一代宗师，费正清有着极为强势的一面。在他主持哈佛大学中国史及东亚研究的年代里，他对于研究及学生培养有着全面而具体的规划，并几乎为每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确定论文题目，而每一个题目往往又都是他的规划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曾与孔飞力有过分歧。孔曾谈起，当他主要由史华慈指导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在答辩时居然未获费正清首肯。然而，孔飞力并不买账，而费正清又有其大学问家的包容的一面。最后，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作出让步的竟是早已为哈佛大牌教授的费正清。而此后，孔、费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如孔、史之间来得密切，但却完全可以合作（而费对于孔的研究也越来越表现出接纳及欣赏的态度）。不然的话，孔飞力绝对回不到哈佛任教——当时费正清虽已退休，但对于孔飞力回母校任教至少还是可以行使某种“否决权”的。
史华慈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又长期与费氏是同事并同为孔飞力的老师，对于孔飞力的影响似乎更大，关系也更为亲密。在美国及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史华慈是公认的思想大家，有着宏大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孔飞力1978年回哈佛任教，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史氏的大力推荐。史氏写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博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修改后发表于50年代初的第一本书，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当时，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革命在东方高歌猛进并同逐步高涨的非殖民化运动结合起来，又对美国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统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美国社会中，则出现了以麦卡锡主义肆虐为标志的政治歇斯底里现象。史氏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并无特别的同情之心，但从他的知识关怀出发，却希望对之做出符合理性及体现知性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经验案例，而在史华慈看来，诸如此类案例的最终知识意义在于，“人类在文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的相关意义”。⑤
魏斐德是从研究清史起家的，但他从来便有着一种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参与意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洪业——十七世纪满清对中国帝制的重建》写的是明清交替的嬗变，但其中的讨论往往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前现代到现代转变的更具普遍意义的观察。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他写了一本从中国文化中认识论发展的轨迹来探讨毛泽东思想起源的专著《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对毛泽东的革命中“没有意志便没有历史”的倾向⑥及其知识根源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在我们看来，这是魏氏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2004年在一次会议上陈兼对魏谈到这一看法，他居然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觉，不顾夫人的反对，拉着陈兼不断喝酒，大有一种“酒逢知己”的兴致。）晚年，他的兴趣集中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他逝世前正在加紧完成的，是一本关于共产党大特工潘汉年的专著。我们还清晰地记得，也就是在2004年的这次会议上，此后是在上海的又一次长谈中，他还提出，理解并叙述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及其走向，仍然是一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远未穷尽的任务。几巡酒后，他更露出了极为真实的一面：他对于中国史领域内种种属于“无本之木”的“后现代研究”的鄙视，简直达到了嗤之以鼻的地步。魏氏退休后本想继续好好写几本书的，不料天不假年，不到两年就辞世了。这是学界的一大损失。
史景迁的学术生涯也是从研究清史开始的，他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写的是《曹寅和康熙》。但他在成名后写了《追寻现代中国》这一本大书，其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他还专门写过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知识分子的专著《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甚至还写过一本毛泽东小传。史氏在西方中国史学家中被公认为“会写”之第一人，他文笔生动华丽，却又能写出深入浅出的文字，对于历史人物和场景的描述尤为引人入胜。他的书因而一本本均为畅销书，但又都是依据他对于史实和史料的解读发挥写成的。尽管曾有人就他对于史料的“过度解读”，以及他的历史叙事因此而陷入史实与文学之间界限不清的矛盾提出诘难，但在我们看来，在美国关于中国史的“通史类”著作中，很少有像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那样富有见地，并在精彩的故事讲述之间，推出一些深邃及精警的关于故事意义的“旁白”的。在美国各大学，过去二十余年间这本书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主要的教科书，而书中的论述则对整个中国史研究的选题及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这里还想说明的一点是，那种指称史景迁“没有理论”的说法（偶尔，也能听到关于魏斐德“没有什么理论”的议论），其实是极为肤浅，也极不得当的。说到底，在当今美国和西方学术界治中国史的学者中，又有哪一位是有原创性的“理论”的？说实话，恐怕一个也找不到。我们的感觉是，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史学界，所谓“有理论”之辈，其中少数佼佼者尚能将社会人文学科中各种“理论”恰当地“活学活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而多数则或者是将时髦理论当作论述的框架，或者干脆是用一些貌似“理论”的漂亮言辞在装点门面。理论其实可以是一个陷阱：它会给人以一种浅尝辄止的快感及满足，让人远离真正有深度及有意义的思考。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严格来说，他们几乎都没有“理论”，也并不见得会对种种时髦理论顶礼膜拜。然而，他们有思想，能够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揭示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难道这不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本来面目及较高境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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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2年第7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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