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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顾起来，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这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下简称“《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叫魂》这两本书中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入手，对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并引导整整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将目光转向地方层面，包括下层的社会层面。而在《叫魂》中，他以极为扎实的档案研究为基础，首先从“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在基层的表现入手，讲述了贩夫走卒、乡愚村妇，以及四处游走的贫道乞僧等普通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后的种种经历，将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情势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
然而，孔飞力其实并不只是对地方及下层研究感兴趣，或认为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从来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国家”或“全国性问题”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在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及相应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也可以说，“国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只不过他采纳了新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的重要看法。在孔飞力为《叫魂》所构建的大叙事中，“国家”又是关键性的角色。他将相当的笔墨放在对作为国家的人格化体现的君主及各级官员的描述与探讨上；他所试图揭示的，是由皇权及官僚体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透露出来的大清帝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和内在矛盾。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着满清统治者因大一统帝国表述与自身种族意象之间的紧张而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确实是中国史研究中将关注点转向地方及下层的倡导者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著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将“中国”当作一个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的整体来看待的“全国性”视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后一章起始时所言：“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
在我们看来，构成孔飞力这一“中国”史观底蕴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知识关怀。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孔飞力当然十分注意对于“中国经验”及其特点的发掘和阐述。但在一个更为深入和基本的层面，这其实并不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知识关怀的真正归宿之所在；他所关注的，还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亦即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
在孔飞力的所有著述中，都涉及了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这一构成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从《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到《叫魂》（也包括他做了多年，但最终没有成书的关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地方自治发展的研究），孔飞力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孜孜探求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环节的各具特征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同他对“现代国家”特质以及“现代性”的界定是有关的。在孔飞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带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是一种对于西方经验可以垄断“现代性”界定的否定。与此同时，从他的问题意识的逻辑出发，他又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的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蒂，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于是，孔飞力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上述问题意识，越来越将他引向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及政权变动而在国家建制的层面一再表现出来的长时段的历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这为他在《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的形成当作中心论题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孔飞力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他需要说明，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说，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的？这是否能够在经验事实和相关历史叙述的层面获得说明？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请孔飞力到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演讲，这为他提供了机会，促使他清理自己的思路，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与现代性构建关系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来并做较为系统的表述。
在集中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时，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关系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在这里，他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在演讲中，孔飞力开宗明义便提出，自己所要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关的“constitutional agenda”。孔飞力对此的定义是：“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
这就使得我们遇到了如何翻译constitutional这一基本词语的问题。对此，我们颇费踌躇。一种简单的做法，是将“constitutional question”和“constitutional agenda”这两个概念译为“宪政问题”和“宪政议程”。如果从constitutional这一词语的起源及其演变和使用来看，它确实同“宪法”及“宪政”有关，并以之为核心；实际上，孔飞力在一系列著作的写作中，也确实有很多时候是直接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例如，他在陈兼曾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家》发表的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的作用》①的论文中，便完全是在“宪政”的意义上使用constitution这个词语和概念的。）
然而，在《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对于这一概念和词语的使用，既同宪政民主或宪法有密切关系，又有着比中文语境及历史环境中“宪政”一词的使用更为深广的建制层面的涵义。如果简单地将constitutional译为“宪政的”，或将“constitutional agenda”译为“宪政议程”，那就会在多处偏离孔飞力的本意和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情景及书中相关论述的语境，也忽略了孔飞力试图深入讨论并阐发的具体历史进程的特征。事实上，若将constitutional径直译为“宪政”，在孔飞力的书中会有很多时候是读不通的。例如，若将魏源的著述译为具有“宪政”上的考虑和意义，便是极为牵强附会的，甚至会产生偏离孔氏原意的误读或误导的作用。经反复推敲之后，我们决定根据书中讨论的具体语境，将这两个基本词语分别译为“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②至于这一译法是否妥当，以及是否还有更好的译法，是我们想向读者诸君请教的地方。
孔飞力在书的开首还明确提出，他所要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是一种“中国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那么，何为“中国”或“中国的”？孔飞力在书中并未进行展开性的讨论。他的论述重点，并非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因此，我们将书名译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不是“现代中国的起源”——尽管后一书名似乎更为简明，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孔飞力的历史叙事和论证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似乎已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因而是可以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直接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讨论前提来对待的。（在这一关键点上，中国的情况和“民族国家”形成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的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没有太多涉及他在《叫魂》中曾深入讨论过的“汉化”以及乾隆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焦虑”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本书（以及孔飞力的其他著作）中，他几乎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作为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形成、塑造及再塑造的相关问题。在这本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专论中，孔飞力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人们在论及现代中国的形成时一般会讨论的清朝对“中国”的改造、从朝贡体制到条约体系的嬗变、中外国家关系、领土性问题、边疆问题、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题目。
鉴于孔飞力所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从自己的知识关怀及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业角度出发，当然会觉得像孔飞力这样一位大家未能围绕着“中国”及其认同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进行展开性的讨论是一种缺憾。说到底，尽管《起源》一书的论述重点在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毕竟“中国”及其认同是其中处处会涉及的一个基本的“变量”。“中国”如何变动，同“现代国家”在中国如何形成，是有着紧密交错并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的。
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这其实正是孔飞力本人知识关怀及学术兴趣所在的又一反映。如果将对于现代“中国”及其形成演变的讨论也包括进来，那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另一本书了。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而不是放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上，不仅因为这同他本人先前的一系列研究有着延续性，更要紧的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对他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中国经验为个案，来验证他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一些涉及普世性意义的思索——而在我们看来，这确实是一些极为重要并耐人寻味的思索，并足以使这本书引起对于中国和人类命运有着任何意义上的关切的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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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2年第7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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