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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何为“现代国家”？它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本书中要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着多种可能的路径，其形式和构成有不同的特征，对此的探讨也没有一定之规。他在探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时所选择的，是从“根本性”问题或议程入手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极为精辟的看法，同时也留下了诸多进一步追问的空间和可能性（而这正是一本好书应有的特征）。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三组问题或矛盾的选择，同孔飞力本人先前对于中国帝制晚期历史的一系列研究有关。他在本书中就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不仅是对自己先前研究的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思考的进一步升华和澄清。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之大变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近世以来，知识精英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出发的，并同外来的知识之影响形成合流，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问题在伴随着时势演变而来的语境嬗变的背景下获得了“现代”的性质。进入19世纪后，尽管人们的思考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但无论是问题提出本身或是构成人们对问题回答底蕴的基本文化资源，却仍然可以从中国传统自身找到其根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讨论问题何以具有“根本性质”，又何以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逻辑入口时，孔飞力表现出了对于被他称之为“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特别重视。在他看来，从乾隆到嘉庆转换的这十年间，是中国历史由前现代向现代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危机有着内外两方面的根源，其直接诱因是乾隆盛世的环境和条件。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经济规模也空前扩大。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同长期的和平环境分不开，更是由于中国同世界其他部分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深化。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由美洲引进的新作物适于在坡地上生长，在扩大农耕范围和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从而为人口空前增加创造了在整个帝制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新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扩大又带来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出口的大量增加，并使得国外商人用作支付手段的白银和铜钱也大量流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由于经济规模扩大、就业人数空前增加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大增的需求，也转而成为人口增长的新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同“世界”的联结，则贯穿乾隆盛世的人口大增、农业结构性变化，以及包括商业急剧扩张在内的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却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的盛世”。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便曾指出、在本书中又再次强调的那样，在乾隆盛世繁华表象的背后，沉积于深层的各种问题正渐次泛现出来：君主由老迈而变得日益昏庸，政府的功能和效率严重蜕化，从上到下腐败丛生，积聚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为民变与叛乱的温床，等等。从表面上来看，乾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危机现象，似乎同历史上王朝后期屡见不鲜的类似衰败情景并无太大差别。然而，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深层次因素——却是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国国家机制和资源以及相关统治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爆点。或如孔氏所言，由此而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由此而触及的不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统治机制，而且是中国整个帝制制度及前现代国家的“国本”之所在。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危机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国帝制时代的性质，这又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起始点。
在关于中国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起始及其思想资源的探索中，孔飞力的讨论集中于被他称为“文人中流”的政治及文化精英所起的作用。这种做法本身，其实也是孔飞力对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负使命之理解的一种反映。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乃师史华慈是极为相像的：他们都有着一种对于知识精英“先驱”作用的深刻信仰，这既是他们关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所应当起到的历史作用的一种想象，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为“知识精英”的使命感（但这又与权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局限性和可堕失性的无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史氏对于孔飞力如此欣赏，而孔飞力又从来便对史氏持弟子礼的道理之所在。在史华慈于自己学术生涯晚期写成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这一巨著中，一再表现出了对于先秦诸“先学”（learned vanguard ）、“先哲”（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贤”（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高度重视，并认为正是他们界定了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史华慈和孔飞力关于自己所要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楷模；对于史、孔来说，不管从事何种研究，最终的问题意识应当“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这是他们关于自身知识关怀定位的愿景。
在本书关于19世纪知识精英的讨论中，孔飞力将目光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为人们所熟悉或不那么熟悉的人物身上。孔飞力之所以重视魏源，并不在于中外学界一般所关注的他通过编撰《海国图志》等而对中西知识所起到的连接作用，而是因为他的思考在“传统”走向“现代”时的承上启下作用。魏源所处的时代，18世纪90年代危机早已发酵膨胀，大清帝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之败后进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其天命所归的正统性遭遇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魏源所提出的危机应对之道，固然也涉及了诸如改善盐政、漕运之类的“政治变化的具体计划”，但并未拘泥于其中，而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国家”产生有着内在联系的“根本性问题”。用孔飞力的话来说，魏源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孔飞力关于魏源的讨论集中于两点。第一，他认为魏源的危机应对思考以处理国家所面临财政汲取的困境为切入点，涉及了扩大“政治参与”的问题。在中国千年帝制时代，一直存在着文人阶层庞大，而官僚队伍却相对狭小的矛盾，绝大多数文人终其一生亦进入不了为官之列。魏源则意识到，要应对危机，关键在于要使得更多的文人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使得他们由政治权力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鉴于中国文人从来便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与抱负，而在官场内外的文人们虽有着政治权力上的差异，却存在文化与社会身份上的事实平等，因此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在魏源的思考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还有促进“政治竞争”的问题，他主张应从广开言路开始，允许并鼓励文人中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讨论乃至争论，并使得他们跳出科举考试的本本说教而培养起一种务实及孜孜探究的政治风格和行为，而不是“空言王道”。然而，要将这些看法付诸实施，魏源面临着中国历史上已经被搞臭了的党争现象，因而需要使文人中流们从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党争阴影中走出来，从而以一种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态度投身到政治讨论和竞争中去。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含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并认为，“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在这里，不禁令我们想起了与魏源同时代的龚自珍的警世名言：“万马齐喑究可哀”。
既出于对“党争”的顾虑，更出于一种自己同国家及体制本为一体的认同感，魏源关于政治参与和竞争的设想从一开始便以这将使得国家和体制获得改善和加强为前提和目标。他一再强调，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争论，不仅不会造成国家权力（包括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与功能）的削弱，反而有助于产生“一个更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各种内忧外患的国家”。归根结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助于国家有效性的加强”的问题。与此相关，“威权政治非但不应当受到削弱，反而应当得到加强”。但鉴于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广开言路，则其要旨显然又不应局限于国家权力的加强，而更应着眼于国家合法性的加强。说到底，即便是威权政治也是需要强力以外的合法性作为支撑的。
那么，魏源的思考主要以何种知识资源为底蕴？孔飞力所强调的是他的思想资源的本土性质。他不太看重魏源写了对于“域外世界”作系统介绍的《海国图志》，并认为魏源的思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为了说明魏源变革思想的根源及其在当时条件下的合法性之所在，孔飞力集中讨论了他以自己饱读经书之名儒的身份，发扬“今文”学派继周损益以求制度创新之传统，通过对《诗经》的重新解读而为自己具有革新意义的政治主张提供历史正当性的支持。（孔飞力因而提出，《诗经》提供了“构成我们必须称之为‘根本性’问题讨论的素材”。）对于《诗经》中“呦呦鹿鸣”之名句，通常均读为君臣相谐之意，而魏源则指称，这其实强调的是鹿与鹿之间的交流，并从这里引申开去，论及“得多士之心”和“民心有不景从者乎”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合法性问题！）由此而生成的，则是唤起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共生活的合法边界”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觉悟。
魏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的“广泛参政”建议只适用于文人中流，连“下士”之辈亦未包括在内，更遑论普通平民百姓了。他没有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问题发问并得出相应的回答，更没有涉及权力制衡及相关的制度建设的问题。即便如此，孔飞力所看重的是，尽管通向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并非魏源的目的，但他的论述却从道理上来说为这种建制层面的发展及其合法性的获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关于政治参与旨在国家权力加强的目的论是否也从一开始便埋下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后来“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伏笔？
在孔飞力笔下，魏源在“建制议程”思考上的继承者和超越者是冯桂芬。他们之间有着大约半代人的间隔，但两人所面临的环境和情势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在魏源的时代还只有征兆，或者还只是刚刚露头的危机情势，到了冯桂芬时已经成为不断扩大并深化的危机的现实。孔飞力强调了魏源和冯桂芬在思想上和“基本关怀”上的相通之处，以及冯桂芬在更为广泛的文人问政思想上对于魏源的继承关系。同魏源一样，冯桂芬的出发点是所有文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身份平等为他们提供了参政的合法性，他也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并同样将扩大文人参政视为应对危机并使得“国家活力增强”的路径。然而，冯桂芬的思考还在一系列方面超越了魏源。尤其是，他提出了某种在孔飞力看来属于乡村“自治”先声的主张，并突破了魏源关于参政仅止于文人中流的界限而将乡村绅民等也作为政治参与的对象包括进来。同时，他在扩大参与的问题上比之魏源跨前了一大步。除广开言路外，他还主张以“千百人之公论”为尺度以及“得举多少为先后”来选拔官员，从而将政治参与进一步发展成为某种平权“选举”的设计，而在他看来，这是使得公共利益得到维护的更好途径。孔飞力指出，除本土知识资源外，尽管冯桂芬并不承认，但以“得举多少”任命官员的做法透露出他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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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2年第7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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