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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与思考
综上可知，社会学领域中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所总结出的社区研究可以代替该系研究特色的观点的确遮蔽了区域研究与历史研究这样的研究进路与方法。人类学语境下对该系的探讨则因过于强调学派之间的差异而导致忽视了历史从来不曾被该系师生轻视的研究传统。这些可以被视为是走入了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与误区。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社会学领域的讨论还是人类学语境下的探讨，相关学者都似乎不假反思地在采用一种学术史中的英雄史观，即在学术史的探讨与书写中，只有那些后来知名的学者尤其是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占据主流的学者才被视为学术史的主体，也便因此认为他们过去的研究亦完全可以代替他们当时所在的学系，乃至当时整个时代学术研究的特色。
实际上，这种学术史的英雄史观的背后暗藏有不容忽视的学术霸权。对于今天的学术史研究而言，应当对此种史观及其背后的霸权展开怀疑与反思，因为它会直接导致学界对过往的学术历程形成片面与僵化的认识，不利于真正了解到本来就是多元和丰富的学术历史。因此，今天的学术史研究应该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去努力呈现出已被遮蔽与忽视的学术实践与传统，从而恢复学术史的本来生态。
借此思路，透过以上三节的考察与分析，我们便可知道，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强劲风潮之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诸多师生的确并没有被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所裹挟而陷入到一味崇拜和模仿西方的泥沼之中，与此相反，他们一直在努力找寻和发掘如何能够真正理解和认识中国的理论与方法，试图将舶来于西方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中国化，从而在中国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而非仅仅是对西方学说和方法的引进与译介以致沦为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附庸。
他们努力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中汲取探究与理解中国所需要的营养，将社会学、人类学与中国的历史学恰当地结合起来;他们颇具批判性的对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性的引进;他们在意识到社会调查所存在的不足和弊端后迅即转向开展更为重视学理的社区研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他们无论是在对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方面，还是在对中国所进行的具体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面所怀有的显明的主体性意识，也正是源于这种主体性意识的自觉，才能够推动该系师生一如既往地去追求和探索理解与探究中国的多种向度与进路。
更为具体地来看，该系师生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历史绵续性强劲，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区域广大且富有差异性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实体。如若要对中国有所真正的理解，则需要分别由社区、区域、历史的向度来切入。这并非如之前关于该系的诸多研究所谓的那样只是有一种单向度的，甚至是模式化的研究取向和路径，恰恰相反，在该系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系里的众多师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探究与理解中国方面形成了上述的三种重要的进路，可以看出，该系师生在探究与理解中国社会的工作上的确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那么，对当下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界而言，如何能够在前辈学人所取得的成绩与奠定的基础之上生发出探究与理解中国的当代问题意识则是值得我们去用心思考的重要问题和时代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所做出的这些实践与努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丰硕成绩对我们当下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界，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界而言，无疑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颇为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因此，对此一学系学术传统与研究特色进行重新系统地梳理和深入分析就显得相当紧迫且实为必要。
【注释】
①韩明汉：《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6、100～112、143～149页;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73、103、175～176、257～292页;韩明谟：《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5～15页;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167、196～232、665～741、780～793、82～858页;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6、29～50、76～101、147～166页;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9、36～58、89～118、171～196页;黄兴涛、夏明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6～60页。
②朱浒、赵丽：《燕大社会调查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实践》，载《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45～53页;李怡婷、赵旭东：《一个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1922—195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再分析》，载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306页;李怡婷：《功能与区位——1922—195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乡村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版，第1～107页;颜芳：《燕京大学乡村建设实验研究(1919—1941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51页;蒙永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乡村建设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39页。
③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学界》第9卷，北平：燕京大学1936年版，第325页。
④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载《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150页。
⑤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 载《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151～158页。
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学界》第9卷;吴文藻：《导言》，载《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485页;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刘雪婷：《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1935—1936》，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61页。
⑦实际上，这一次并非赵承信第一次担任该系主任。1937年春季开学之前，时任系主任的张鸿钧以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实习处副主任的身份去山东济宁主持该处的工作，系主任一职即由赵承信代理。关于这段历史，以往有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所有研究并未触及。
⑧燕京大学法学院(编)：《燕京社会科学》第1卷，北平：燕京大学1948年版，第234页;赵承信：《平郊村研究的进程》，载燕京大学法学院(编)：《燕京社会科学》第1卷，第108～109页;陈永龄：《社会学家、教育家赵承信传略》， 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⑨赵承信：《平郊村研究的进程》，载燕京大学法学院(编)：《燕京社会科学》第1卷，第110页。
⑩同上，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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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3年第6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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