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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目的则是对中国乡村研究资料的搜集。具体的做法是，将平郊村的整体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尽可能的体验和观察，然后对其分别加以详细的记录、分析与认识。等这些材料搜集好后，就可以与国内其他地方的乡村研究的资料和结论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去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甚至于还可以再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乡村研究进行比较来建设科学的乡村社会学和普通社会学，因此，无论是对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言，还是对建设科学的乡村社会学和普通社会学来说，对平郊村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都是其中一种基础性的工作。总而言之，平郊村研究的这三种具体的目的相互关联在一起完全可以构成一种建设科学社会学的可行途径。11
与吴文藻的倡导两相比较可以发现，搜集资料的目的是两者的共性。在实地调查中获得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亦可视为两者均加以坚持的目的。然而如此明确地指出要对方法进行试验恐怕是赵承信引导下的社区研究所最为引人瞩目的特点，而这一点恰恰在吴文藻那里却显得并不突出。
赵承信曾专门作文对分别源于都市研究的人文区位学的社区研究和长于部落社会研究的功能论社区研究法是否能够适合于对中国市镇社会与乡村社会进行研究的问题进行过探讨。结论是他明确认为这两种社区研究法皆可适用于对中国市镇和乡村开展社区研究。12
这是从理论层面对这两种外来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在进行中国研究时的适用性的论证，然而，科学的态度促使赵承信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坚持认为在实地的调查工作中对方法进行试验应该是必须要做的工作。这种主张在他担任系主任时系里学生围绕平郊村所开展的社区研究中得到贯彻与实践，由于这些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有所不同，因而从这些学生的研究中亦可看出当时在系里就社区研究应当要在实施过程中对方法进行试验这一点其实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所以这种主张足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那个时期该系社区研究的特点。
实际上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研究方法上的试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曾对平郊村的研究拟制了这样的规定：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从事平郊村的研究时必须要有详细的记录，因为这种记录恰恰就是方法论方面的重要题材。这种详细的记录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前往调查地之前要记录研究者对此次研究的准备和期待，因为这种准备和期待往往成为研究者的偏见，在与村民交谈的时候，多少会受到其影响，因此只有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偏见则才能设法将其避免，这样也就可以达到客观;其次是要对研究者在村庄的言谈与行为进行记录。这是由于在该系师生看来，所谓研究实际上指的就是研究者的活动。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交互谈话与行为也均是方法论的题材。因此试验研究法亦即控制研究者自己的活动，而记录研究者的活动正是控制这种试验的初步工作。13
为了与这种规定有所呼应，从事平郊村研究的该系学生在毕业论文中都会对研究的方法进行尽可能细致的交代，以便让读者明了他们是如何进入调查地点，与村民怎样建立起研究关系，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收集研究资料等情形。仅从1940年与1941年的几篇毕业论文来看，我们便可知道这些研究所试验的方法包括观察法、体验法、个案法、统计法、文献法、访谈法、旁证法、联络感情法，以及讨论班的方法。14
以上便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由社区入手来理解中国的尝试和实践。学界较为熟识的是吴文藻及其所指导的学生，比如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殊不知，这些社区研究并不能代表该系在社区研究方面所开展过的相当丰富的实践与工作。特别是由于战争原因吴文藻离开该系，系主任一职改由赵承信担任后仍选择在北平办学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区研究情态常因学界既有的片面认识而轻易被遗忘和忽视。饶有兴味的是，赵承信对于社区研究的主张和平郊村社会学试验室的建立以及与黄迪、杨堃对系里学生在研究方面的指导对我们全面和完整理解该系的社区研究而言显得颇为重要，尤其是这段时期的社区研究所倡导的对研究方法的试验体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方法论上的反思与自觉意识，这与吴文藻那一脉络下的主张有所不同，对今天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处理引进外来学术理论和方法与推动本土化之间的关系而言不乏借鉴意义。
二、由区域理解中国
关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特色的既有研究不仅仅犯有方才所指出的认为社区研究就是吴文藻所指导下的社区研究的偏误，而且还往往因为过于强调该系的社区研究而轻易地忽视了其他类型研究的存在，这多少对于我们理解该系的学术传统与特色留下了一些遗憾。其实仔细考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现存的毕业论文，我们就容易发现当时其实有过从区域入手去探究与理解中国的研究和努力。
费孝通的本科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即是一例。他在这一研究中想要解决的是亲迎婚俗在近代是否为全国通行的婚俗的问题，在他看来，要想对此一问题有所解答，可以采取实地调查的方法来搜集现有的事实材料，但是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实地调查远非他一人之力所能完成，换言之，倘若他独自一人对全国范围内是否有亲迎婚俗进行实地调查的话，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难以想象的，所存在的困难与不易也是显而易见的。15
鉴于这种搜集研究材料所面临的实际情形，费孝通巧妙地选择了使用地方志来作为他此项研究的主要资料。而当时又适逢燕京大学正在提倡搜集地方志，这为他提供了不少便利，他尽可以在学校图书馆内应用该馆所搜集到的各种地方志。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他将该馆所搜集到的全国15个省份207个地方的地方志书16上对于亲迎婚俗的记载进行摘录并对其分类划区，基于此，绘制而成一幅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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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3年第6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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