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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传统的民俗学将向何处去？这是民俗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新时期民俗学要想走出困境，对社会和学术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必须树立新的学术品格，对社会有所担当。从“历史学”转向“当代学”，将民俗研究导入当代社会，直面当下社会的变迁；从追溯历史、重构原型、回归传统，转向关注现实、关心人生、阐释社会、服务当今社会。让以研究“古代遗留物”为开端的学问转向以研究当下现实社会习俗为主的与时俱进的学问；让以“民间文学”、“口头传承”为主体和“历史考据”、“原型重构”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民俗研究传统，转向以“当代民俗”、“现代传媒”为主体，以“整体研究”、“综合研究”为主要方法的新民俗研究。民俗学的这种当代性建构需要民俗学学者们具有敢于突破传统的勇气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关键词】民俗学；传统；现代；当代性；建构
【作者简介】黄永林，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韩成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身处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现代生活之中的每个关心民俗学发展的学者，都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传统的民俗学将向何处去？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又该有何作为？是把目光继续停留在“古老文化的遗留物”呢，还是把目光聚焦到火热的现实社会生活？是仅仅满足于对民俗文化传统的挖掘，还是直接面对并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是把研究对象限定在口耳相传的狭小民俗范围，还是扩展到现代传媒影响下形成的鲜活的新民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门学问完全无视千百万人的现实生活，即使它有着辉煌的过去和今天，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长期兴旺发达的。民俗学只有根植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沃土之中，才会有蓬勃生机和美好前程。本文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口传与传媒的角度，研究当代社会变迁对民俗学的影响，并试图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两个维度提出构建当代发展民俗学的理论体系。
一、突破“古代遗留物”范围，直面现实生活
民俗学源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英国“古俗”(Antiquities)和“大众古俗”研究，当时一批从事古老知识与古物研究的学者，曾创办有关杂志，并出版了一批相关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约翰•伯兰德(John Brand 1744-1806)《大众古俗之观察》(伦敦1777年版)。在这部书的总序中特别强调“口头传承”(Oral Tradition)①，这个词后来经常被用作“民俗”(狭义的)或“民间文学”的同义词。民俗学国际用语为Folklore，它发端于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1846年，英国的威廉•约翰•汤姆斯(William John Thorns，1803-1885)向《雅典娜神庙》杂志写了一封信，信中首次提出“民俗”(Folklore)这个词，他说“贵刊发表的文章常常显示出对于我们在英格兰称之为‘大众古俗’或‘大众文学’的那种东西的兴趣，(不过，我顺便提一下，与其说是一种文学，不如说它是一种知识，并且，用一个很好的撒克逊语合成词来表示它最为恰当，这个词就是Folklore——民众的知识)。”②汤姆斯第一次对民俗概念、性质、内容作了界定，将古老年代的风俗、习惯、仪典、迷信、歌谣、寓言等作为民俗研究的主要内容，把Folk-lore(民俗)当作一门学问看待和一种“古代文化遗留物”体认。汤姆斯关于民俗学科的观点，在英国得到迅速普遍的接受。1878年10月，英国民俗学会(Folk-lore Society)成立，并出版了《民俗学杂志》(The Folklore Record)。在此后近20年中，这个学科从英国及其附属国，很快影响到美、法、德、意等西方诸国。1888年美国民俗学会成立，1890年德国柏林民俗学会成立，稍后法、意等国也接受了“民俗学”(Folk-lore)这一名称。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分别于1865年和1871年出版了《人类早期历史研究》和《原始文化》。他认为野蛮人的心智现象遗存在幼稚的游戏、信仰、谚语和故事中，而这种遗存被称为“遗留物”(Survival)。他在《原始文化》第三章“文化中的遗留物”提出“遗留物”学说，并把野蛮人的信仰和行为与现代农民的民俗联系起来看。在他们看来，各种类型的民俗都是原始文化留存在现代社会的残余。因此，每一个民俗事象的发现都可能有助于修复一点原始文化的本来面目。他的“遗留物”理论的要点是：在文明社会里有许多风俗不可理解，这是因为它属于原始文化，只有通过分析与它们同时存在的神话传说，并证之以未开化民族相应的风俗和神话传说才能解开这些风俗的文化之谜。③
“遗留物”说在民俗学界的流行，形成了民俗研究的人类学派，他们信奉人类学家泰勒的“文化遗留物”学说，假设“原始民族”文化与欧洲农民的“遗留物”在文化史上的“同时代性”，研究对象大多是奇风异俗，即那些存在于这个时代却在本质上不属于这个时代、并常见于边缘地区的文化现象。安德鲁•兰(Andrew Lang，1844-1912)在1884年出版的《风俗和神话》第一章“民俗学的方法”中说：“有一门科学，考古学，搜集并比较古代种族遗留下来的实物，如斧子和箭簇。另有一门学问，民俗学，搜集并比较古代种族的非实体的类似遗物：遗留下来的迷信和故事，以及那些见之于我们的时代却又不具有时代性的思想观念。准确地说，民俗学致力于研究那些极少受到教育的改造、极少取得文明上的进步的民间群体、大众和若干阶级的传说、风俗和信仰。民俗的研究者立即就会发现这些在进化上落伍的阶级仍然保留着许多野蛮人的信仰和行为方式……民俗的研究者因而被吸引去审视野蛮人的习惯、神话和思想观念——欧洲的农民仍然保存着它们，并且，它们的形态不乏本来的朴野。”④在这里，民俗的“民”被定义为“那些极少受到教育的改造、极少取得文明上的进步的民群、大众和若干阶级”，他们是进化上的落伍者。并且，他特意把“欧洲的农民”作为代表列举出来了。因此，野蛮人风俗和各种奇风异俗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英国的阿尔弗雷德•纳特(Alfred Nutt，1856-1912)也属于人类学派的民俗学家。他在1899年出版的《田野和民俗》中认为“这些遗留物就是民俗，就是民——社会中那部分没有学问、又最落后的人——的知识。”文明“是城市生活的产物，民俗是乡村生活的产物”。⑤纳特认为民俗像庄稼一样，只能生长在乡土里，民俗是农民所特有的，而把其他职业和阶层的人排除在“民”之外。这种观点在民俗学界根深蒂固，支撑着研究奇风异俗的历史主义学术信念。
英国民俗学家夏洛特•班尼(Charlotte Sophia Burne)在1914年出版的《民俗学手册》中写道：
(民俗)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普通术语，它把流行于落后民族或保留于较先进民族无文字阶段中的传统信仰、习俗、故事、歌谣和俗语都概括在内。
研究这些传承的知识，第一步就是观察存在于现代欧洲各国低等文明居民中的大量奇异的信仰、习俗和故事，它们由一代一代的人们口头相传而来，本质上是社会集团中无文化落后人们的属物。
接着，应该注意现在流行于蒙昧和野蛮民族中的与上述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信仰、习俗和故事。⑥
综上所述，英国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从初创期就具有“文化遗留物”之学的性质，英国人类学家假设民俗是古代文化(原始文化)的遗留物，他们进行民俗研究旨在通过遗留物复现它们所代表的古代文化(原始文化)，并透过古代文化(原始文化)理解在当时难以理解的那些民俗。因此，他们将民俗局限于文明社会中古文化的遗留物——古老年代的礼仪、风俗习惯、典礼仪式、迷信、歌谣、寓言等方面，并把奇风异俗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英国“古文化遗留物派”的观点，一度在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对中国早期的民俗学理论影响极大。1923年北大风俗调查会筹备时征求会员启事中说“风俗(民俗)为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间接即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之良好材料。”⑦如杨成志教授的《民俗学问题格》(1928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民俗学会从书”出版)、林惠祥先生的《民俗学》(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方纪生先生的《民俗学概论》(1934讲述，《民俗学资料丛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资料定印，1980年)，都是以夏洛特•班尼《民俗手册》作为理论基础和分类依据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认识到把民俗认定为静止的、僵滞的“古老文化遗留物”的传统观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上世纪80年代，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在为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作所作序言时写道：“班尼女士的那种范围比较狭隘的观点，在我们过去学界中占着相当位置。一提到民俗学的对象，大家就只想到传统、故事、歌谣、婚丧仪礼、年节风俗及宗教迷信等。其实，这种看待民俗学的范围以及它所包括的项目的见解是比较陈旧的……今日世界关于民俗学的范围和内容项目的看法差不多已发展到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⑧钟敬文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他强调民俗学研究“不能固守英国民俗学早期的旧框框”，要研究“现代社会中的活世态”，“拿一般民众的‘生活相’作为直接研究的资料”⑨和对象。而且越是到80年代后期，钟敬文的这个想法越是强烈。1994年1月钟敬文先生在为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间生活》一书所作的序中更是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
在最近几年里，我在一些理论问题上花费了不少心血，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关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从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来说。民俗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广泛。如果说它初期在收集和研究的范围上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今天在有些国家里，它已经扩展到全部的社会生活、文化领域了。具体地说，如过去各种劳动的组织、操作的表现形式、技术特点和所附着的信仰；又如过去社会中，有各类团体活动像宗教的庙会，有村落和宗族的各种习惯、规例等，这些都是民俗现象。至于各地年节风俗，每人自出生到老死所奉行的诞辰、成年式、结婚、丧葬等仪礼，以及各种民间赛会、民间文学艺术活动，它们从来就被算在风俗、习尚里面，这自不必细说了。
从内涵上说，社会民俗现象虽然千差万别，种类繁多，既涉及生产劳动、社会组织，又涉及岁时活动、人生仪礼等等，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它们有内在的共同特点。它们首先是社会的、集体的，决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作(即使有些本来是个人或少数人创立或发起的，但是也必须经过集体的同意和反复履行，才能成为风俗)。其次，跟集体性密切相关，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个性的，大都是类型的或模式的。再次，它们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扩布的。在这种特点上，它们与那些一般文化史上个人的、特定的、一时或短时的文化产物和现象(例如时尚)有显著的不同。
至于这门科学对象的时间取向，从根本上说，民俗学是“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拿其他学科来类比，它是像人类学、社会学那样，以现在人类、社会的活动事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跟古人类学、原始或古代社会史等学问是不一样的。自然，民俗研究中也要从今溯古，或以古证今，这些都是学术活动的自然现象，也是合理现象。但这不等于说民俗学所处理的事象，主要是历史的，它的研究资料只依靠文献，或主要依靠文献。应该说，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主要对象的。过去有些学者往往从古文献上去抄辑材料，或热衷于到历史民俗现象中去找寻研究题目。这只是文献民俗的整理或研究，是属于历史民俗学或民俗史研究的范围，跟民俗学当然也有关系，但基本上却不是一回事。⑩
钟敬文先生关于民俗学是“现在的”学问的观点和发展当代中国民俗文化学的建议，正在学术界形成共识。
对于当代民俗学来说，民俗决不仅仅只是一种具有文物价值的“古老文化遗留物”，它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国家的传统与习惯，它早已渗透在国人的血液之中，并镌铸着国人深层的心理积淀，与今日和未来都是息息相通的。正如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说过的：“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底源泉也。”(11)足见民俗文化与民族精神之改造关系极为密切。民俗文化既源自传承，又在现实社会中变异，它纵向连接古今，横向又沟通内外；它既蕴藏着民族的主体精神，又包含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当代民俗学的特征，一是表现在时代上的当代性，应充分反映当代风俗文化的新风貌；二是表现在内容上的生活性，它应当是人民群众伟大实践升华为学科高度的系统理论；三是形式上的传播性，应体现文化是一个大系统，人与社会相统一的信息传播的体系。将民俗视为文化，不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意识在世代流传，而且更表现为具体、物化了的“生活相”在不断扩布。因此，现代民俗学者应以发展的、动态的观点来看待和研究民俗事象，把目光转移到沸腾的社会生活，关注和研究当下生活中异彩纷呈的民俗，以科学的主人翁精神，去探求民俗文化中人的主体意识，并探寻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传承变异中的发展踪迹，高扬民族精神之优长，辨析民族精神之缺失，从而更好地为现实社会服务，只有这样，这门学问的意义才难以估量，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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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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