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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进入21世纪之后，海外民族志的发展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新着力点，它迈出的每一步都在拓展中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范围和基础，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单一的被研究对象向研究主体的转变。
龚浩群，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东南亚社会与文化以及海外民族志方法的教学与研究。近年代表作《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文化间性与学科认同：基于人类学泰国研究经验的方法论反思》等。
海外民族志是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出现的新名词，而我个人有幸成为海外民族志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海外民族志是指建立在对国外社会的长时期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以人类学理论为指导，用汉语书写的民族志作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成为当代中国人世界观形成中的重要空间范畴，国人对于海外社会的知识兴趣和知识需求也日益增长。进入21世纪之后，海外民族志的发展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新着力点，它迈出的每一步都在拓展中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范围和基础，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单一的被研究对象向研究主体的转变。
从2003年首次赴泰国开展田野调查至今，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跨越了十个年头。回想当年初出牛犊的勇气和面对异文化时的惊叹，今天的我多了一些冷静的反思。如果说当年跨出国门是为了寻找不同于自我的他者，那么现在，我更愿意在自者与他者之间寻求对于文化间性的理解。文化间性并不止于对于文化异质性的接受，而是强调自者与他者如何在观点的协商、冲突和互惠当中相互影响和做出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对象国的本土学者的经验和观点，与对方进行交流并使之成为知识生产过程的构成要素。
寻找他者 我与本土学者的视角差异
从2003年2月到2004年2月，我在泰国中部阿育他亚府的一个村落开展了长期田野调查。我的指导老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高丙中教授对于博士生的田野调查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时间跨度一年以上，并学会当地人的语言。尽管在开展田野工作之前，我无法预知自己的泰语水平能够达到何种程度，但是经过一年的田野磨炼，我不仅达到了导师的基本要求，而且被当地文化深深吸引，这使得我的语言学习过程充满了乐趣和成就感。我近乎迷恋佛教仪式中的每一个细节，当地人对于国王的崇拜情绪也深深感染了我，对于佛教和国王的崇敬成了我所理解的泰国国家形象的表征。我的研究展示出，在当代泰国，佛教徒、公民与臣民的身份较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尽管其内部也存在深层的紧张关系。
在开展泰国研究的初期，我感受到泰国知识分子与我眼中的“传统”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我所努力建构的泰国文化传统在他们那里可能成为被解构的对象。令我困扰的问题是，我与泰国本土学者在面对泰国社会的现实时，视角的差异造成了理解上的反差，其原因在于知识诉求不同。我作为中国学者自然会更欣赏泰国社会与文化中的优越性，而泰国本土学者更多地采取批判现实和诉求社会变迁的态度，因此，我的研究或许过于“冷”(强调恒定的宇宙观)，而本土学者的研究则过于“热”(强调社会变迁)。我在曼谷最好的朋友高娃一直都让我对自己的研究取向感到怀疑和不安;我所寻找的乌托邦式的他者在她眼中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她让我感受到的泰国社会不是秩序井然的整体，而是一幅紧张不安的图景。如果说我试图捕捉泰国社会的异域色彩和文化特质，那么，高娃却在为她自身所处的文化除魅。
理解文化间性 我与本土学者的共同关注点
2005年初，我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还在为“泰国社会是否是一个温情脉脉、缺少社会冲突的社会”而辩解。2006年9月之后的一段时间，泰国政治局势的混乱无序与暴力冲突让我对自己的研究提出了最为现实的拷问。2009年7月，我回访了调查点曲乡和朱拉隆功大学。人们对现实的焦虑和关切，加上媒体激烈的政治言论都令我的心绪跌宕起伏。我所查阅文献的关键词虽还包括佛教，但我开始关注反叛的丛林僧人和新兴宗教运动;仍关注社区研究，但社区权利运动更能引起我的兴趣。过去在我的视野中被忽视的那些文献浮出水面，而我第一次感到我与本土学者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关注点。
从2010年开始，我陆续发表了《佛与他者：现代泰国的文明国家与信仰阶序的建构》、《佛教与社会：佛使比丘与当代泰国公民—文化身份的重构》、《国家与民族整合的困境：二十世纪以来泰南马来穆斯林社会的裂变》等论文，试图从边缘的视角，即民间宗教、佛教改革运动和穆斯林社会视角，来解读现代泰国的文明化过程以及社会变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泰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异质性。这些异质性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提出了挑战，同时，对于文明内部的他者的包容将为探寻新的文明方向提供可能性。对于一个现代文明内部的他者及其意义的发现，是我在第二个研究阶段的尝试。近两年来，我还就当代泰国的社会运动(包括佛教改革运动、政治改革运动和社区森林法案运动)开展了个案研究，试图理解社会变迁的机制等如何实现。
2013年，我开始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当代泰国城市中产阶层的佛教实践。2013年7月，我在进行预调查期间再次见到了当年我在泰国的指导老师、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院的阿玛拉·蓬萨披教授。她对我此次的研究选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再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兴趣的题目”。诤友高娃也直言非常期待读到我的研究成果。在那一瞬间，我感到我与泰国学者之间的隔阂化解了。很明显，我不再是去那里寻找乌托邦，我将以泰国本土社会的自我批判为基础来构筑问题意识，并寻求自我与他者之间对于人类社会的共同理解。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5日第528期
【本文责编：博史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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