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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是民族的“根”文化和“根”文学。从远古先民的口头文学到阶级社会里的底层劳动者创造的民间文学，其所保存和传播的一些价值观，如忠孝节义，诚实厚道，同情弱者，等等，是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逐渐约定俗成，而且超越不同社会阶段的，因而可以称之为普世价值。这些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具有普遍意义的、常被称为“道德化”的价值观，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与西方世界一些国家和民族的、被学界称为“物质化”的价值观是迥然有别的。崛起于春秋末期、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学派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其实是在民间社会和民间文学中早已为劳动者群体所认同了的价值观基础上系统化、儒家化了的价值观。
至于民间文学与文学的关系，鲁迅说过这样一段话：“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13] 每当“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14] 在勃兰兑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所描述的英国文学史上古典派的最后一位诗人薄伯之后，“在远离政治生活中心的、生气勃勃的、还没有被文明的弊端弄得精疲力竭的那些国家中，英国民族拥有那么强大的文化后备力量”，[15] 他所说的“后备力量”，就是指的英国的民歌以及麦克弗森的《欧辛集》出版在欧洲各国所发生的影响。这个历史无疑成为鲁迅这个断语的一个有力的佐证。郭沫若说：“从文学史上看，一种新的体裁出现，都是民间文学走在前头。中国的诗，很长时间都是四言的。五言诗到建安、正始的时候才固定下来，但是民歌里已经先有了。七言诗的产生更迟，三国时代，大都是五言诗，只有曹丕写过一首较好的七言诗。但是七言在民间歌谣谚语里早就有了，《后汉书》里引了许多民间谣谚，大都是七言的。”[16]
第三，民间文学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促进各国人民和各社会集团间更加接近以及确认其文化特性的强有力手段;民间文学既是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遗产，又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
对民间文学的价值的这个观点和表述，来自于联合国大会于1989年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大会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草案)》。这个草案写道：“考虑到民间创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促进各国人民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以及确认其文化特性的强有力手段，注意到民间创作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意义，它在一个民族历史中的作用及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强调民间创作作为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之组成部分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意义，承认民间创作之传统形式的极端不稳定性，特别是口头传说之诸方面的不稳定性，以及这些方面有可能消失的危险。”草案还提出：“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这个草案提交各会员国。联合国专家们的这个意见，是立足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社会、经济、历史、现代的状况的，应该说比我们既往的一些表述，其眼界要更加开阔，定位也更加准确些，特别是强调地指出了，民间文学既是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又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重要的观点，很值得我们参考吸收。
从民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和文人文学的渊薮，以及民间文学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与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三点来估价民间文学的价值，我们有理由得出下面的一个认识：一个忘掉了或失掉了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学的民族，实在是可悲的。
(四)“非遗”时代民间文学现状的再认识
民间文学不是僵死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嬗变的。但是，民间文学的演变，是遵循着文化内部的规律缓慢地进行的，除非发生了涉及全民族的、整个地区的突发性的大事件大变故，如灭国灭族，如大地震灾害，从而导致民族文化的中断。譬如曾经拥有广阔的地域、国力强大、达到相当文明高度的古代东夷诸部族，在西周王朝发动的东征中被灭族灭国，他们的文化，今人只能在这些部族留下的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流徙至浙江衢州地区的姑蔑族的春神句芒神话和祭祀活动[17] 、红山文化玉器(笔者假定在历史深处消失了主人的红山文化，应该就是东夷部族文化的遗留)，以及仍然在东部地区(如山东中东部)依稀可见的遗俗中窥见若干蛛丝马迹，而他们的口传的民间文学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21世纪以来的近十多年来，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浪潮的来袭，尤其是城镇化的急速推进，把民间文学所依存的农耕文明环境削弱了或摧垮了，从而使民间文学生存、传承、延续和发展的常态性遭到了破坏，呈现出急剧衰微乃至濒危的局面。衰微趋势最为严重的，莫过于一些发达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地区，其现代化、城镇化的速度很快，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条件快速地被摧毁，原来的聚族而居的聚落形式，被高耸的居民楼所代替，居住条件(单元居室)的改变，切断了邻里之间的交流渠道，使民间文学的自然传承和传播形式顷刻间化为乌有了。
如果说，沿海一带发达地区，由于社会转型导致了民间文学传承和传播的困境，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命运危机的话，那么，在内陆地区、西部地区等更广大的地区，也因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信息化的普及、意识观念的改变等，给民间文学的传承带来了内容上的、思想观念上的、讲述语言上的变化。这些地区的大量农民纷纷到城市里去务工，成为大城市或城镇的新移民，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城镇人口截止到2012年底，已占到全国人口的52.57%。进城的农民失去了与土地和乡亲的联系，短时间内又无法与“异文化”环境建立起认同感和归属感;由于失去了熟悉的聚落环境，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他们所熟悉的口头传承民间文学的文化传统。
前文说“民间文学既是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遗产，又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民间文学的这种特点，就决定了民间文艺学既是遗产学，又是现代学，必须面对和研究民间文学的当代形态。但，客观地说，民间文艺学界同仁们对于当代即21世纪头一个十年我国民间文学的生存现状，尚缺乏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深入研究。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三套集成”及其县区资料本中所收录民间口头作品，是20世纪80—90年代民间文学工作者从老百姓口头上记录下来的，可以代表那个时段上中国民间文学在老百姓中流传的活态状况。尽管其中有个别地方做得有欠科学，但瑕不掩瑜。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构到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间文学也不言而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各地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和民间文学研究者们在“集成”之后提供的后续记录材料。国家文化部于2005年至2009年发动了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笔者曾两次参加文化部组织的督查组，走访了一些省市县，仅就民间文学的普查来说，我之所见，各地所提供的，仅仅是所谓“信息”，而不是民间文学讲述现场的文本记录，即使不是走了过场，也算不上是一次认真的民间文学科学普查。非政府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三套集成”之后，这几年又在组织《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和出版，我手头没有可靠的资料，据说已经出了二百多本了。我没有看到编纂这套大型《全书》的规范文件，只是读了几本成书，我读后的结论是，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县卷本的编余材料，根本不是21世纪的当代流传形态的口述作品的记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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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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