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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学科理论自觉
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在中国可以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三个学科都面临着“理论自觉”的艰巨任务。那么，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及其使命、目标是什么呢?这种“理论自觉”的艰巨性、重要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根据费老关于“文化自觉”论述的精神，结合我国实际，在我们看来，可以这样来表达：
第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其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
第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它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对文化自觉或理论自觉来说，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第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同样也要把握两个自主，即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这两个自主所要求的自主性，对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来说，都是具有根本性质的。
第四，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艰巨性主要表现在，它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的过程。第五，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这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费老所说的，既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也即，既要避免对自己文化的国粹主义，也要避免虚无主义。同样，中国社会学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特别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也是理论。
由上可知，“理论自觉”是一个具有广泛内容的概念。既然如此，那么，“理论自觉”中首要的自觉是什么?这就不能不涉及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反思的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这是“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自觉”的首要自觉。
目前，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更需要解决“理论自觉”问题。就现状而言，人类学“理论自觉”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解决学科研究及理论的边缘化问题，或者说对西方话语中心的依赖问题;二是寻找构建学科理论的突破口和路径。边缘化问题有客观因素的作用，主观意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必须承认，西方人类学有较悠久的发展历史，理论与方法的积累自然较深，影响范围相对较广。我们在发展人类学时，了解和把握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动向非常必要，但如果把人类学理论研究等同于跟风，大量地依赖于西方学术话语，无形中丧失了学科的主体性，这是学科“理论自觉”意识缺失的集中体现。所以，人类学的“理论自觉”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不要崇拜和迷信西方理论，而是将其仅仅作为一种参照系而已。其次，要提升中国人类学的话语地位，必须找到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和发展路径，构建起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关键之处可能就在于如何充分地利用本土资源和自身的理论创造力。利用本土资源首先要真正扎根到中国社会的土壤里，像费老那样，通过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深入研究，建构起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加以理解和解释的独特理论。此外，理论创造氛围和创造力的提升也非常重要。仅有本土资料或本土经验是不够的，必须在经验基础上创造自己的理论解释体系，才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人类学理论，才能在世界人类学中有自己的学术话语。
中国民俗学面临类似的“理论自觉”问题，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4]：“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学者，在世界上知名的，往往都是外国学者，但也不能老是几个外国人的名字，中国民俗学者自己要争气，不过要有充足的理论知识储备，要有中国学问的底子，知道中国古人有自己的那么一套，还要能吃透它，在分析和表达的方法上也达到了较高的修养，才能够说出自己的话。”钟老所提到的“说出自己的话”，就是要在吃透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础上，创建出自己的民俗学理论体系，形成自己的一些学派。钟老晚年有一篇重要的论文，题目就是《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论纲》①，说：“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他晚年关于“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倡导在民俗学界影响很大。
民俗学的“理论自觉”还需要解决一个关系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民俗研究与民俗学理论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目前，在中国民俗学界，要么是纯民俗研究，主要描述一些民俗事象;要么是纯理论研究，主要评介西方的一些文化理论和民俗学理论，而有民俗学理论导向的本土民俗现象和民俗文化研究相对较少。只有本土经验，而无学科理论范式，难以和别人形成交流对话的平台;而只是一味地跟随别人的理论，就更无交流对话的内容和载体。
总而言之，“理论自觉”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说到了至关重要的时期。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民俗学，不能一提理论就是西方理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者要有自己的理论抱负，不断增强自己的“理论自觉”意识，提升自己的理论创造的信心和决心，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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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温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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