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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栏目主持人语：我们的传统国学长于综合研究、短于学科分工。20 世纪初全面引入的西学则长于学科分工、短于综合研究。在我国现代学术体系中，近百年来西学基本取代了传统国学，各学科的分立研究越来越发达，而同时不断有重视发展学科交叉研究的需要和呼声。学科间的交叉研究常能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取得富于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而交叉研究也通常比单学科研究更有难度。民俗学是一门典型的与多种学科有密切关联和显著交叉的学科。这是由于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间文化所包含的门类可以与精英文化大致对应，精英文化所辖的一般门类在民间文化里也大都具备，比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科技、民间语言、民间信仰、民俗文化史等就与精英文化中的作家文学、精英艺术、精英科技、文人书面语言、制度化宗教、上层社会史等相对应;民俗学体系中研究上述门类的分支学科就必然与其他学科中研究相对应的精英文化门类的分支学科有关联和交叉。与民俗学关联最密切的友邻学科有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对民俗学的学术精进和学科发展而言，做好与友邻学科的合作与交叉研究尤为重要。基于以上宗旨，本专题组织了4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撰文讨论民俗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文学等学科的合作与交融。(黄涛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 要：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虽有各自的学科理论传统和特有方法，但它们之间的交叉和交融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和突出。在新的时期，要推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三者都面临着理论自觉的重任。实现理论自觉，要求这三门学科都要对当今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的“六大挑战”进行理论探索，同时也需要各学科“开风气、育人才”，以促进学科的主体性地位，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及各自的学派。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有着相互分工和密切合作的优良传统，继续加深学科之间的交融和贯通，对促进三门学科进一步发展及理论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学科发展；交融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得以恢复重建，人类学、民俗学也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快速转型，为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拓展解释视角和深化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门学科在重建和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经验及社会文化转型作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诠释，同时彼此又相互渗透、相互结合，形成了尤为密切的关系。在新的时期，如何深化学科间的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如何推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各个学科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需要反思和不断总结的问题。本文将围绕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的关系，探讨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交融、学科理论自觉和学科理论提升与进一步发展等问题。
一、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及交融趋势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社会学最早诞生于欧洲。在欧洲社会学传统中，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变化规律，尤其是工业社会的结构特征及社会问题。所以说，“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1]
西方人类学有古典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之别，现代人类学主要关注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结构、功能及意义。在欧洲如英国，人类学也就是社会人类学，在美国一般叫文化人类学。由此可见，欧洲的人类学传统更偏重于探究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文化的进化问题，而美国人类学更偏重于对文化意义的阐释。从传统上看，与社会学相比，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大体有三个特点：
(一)它以异民族、异社会、异文化为自己的研究客体，用西方的术语说，即是以“非西方的或未工业化的社会”为对象。确实，社会人类学一度被认为是关于“未开化的”、“原始的”土著群体的研究。
(二)社会人类学十分强调实地工作，强调参与观察，强调掌握异民族语言，而且实地工作
或参与观察的时间不能太短，起码为期一年，以便能够亲眼看到一年中各个季节性活动。
(三)人类学家一般地说是研究者，而不是变革者，很少试图去影响或引导社会的变迁。他们往往把维持所研究社会的原状作为可取的目标。
由上可见，在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中，社会学与人类学虽然都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但两者有着重要分野，这种分野可以概括为“文野之分”，也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文明社会，而人类学的对象则是所谓的野蛮未开化的社会或叫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然而，费孝通的人类学研究为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打破彼此隔阂开了先河。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作为社会人类学的著作，对该学科传统的突破主要在于：(一)它没有拘泥于异民族，而是用社会人类学来研究自己熟悉的本民族，并把功能方法从原始社会推广到文明社会，如果说马林诺斯基提出了人类学必须“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①，那么《江村经济》则是非常出色地实践了这一要求。(二)它改变了社会人类学者以往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单纯研究者的学究面貌，而树立了一种力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的爱国主义变革者的新形象。《江村经济》从第一章“前言”到第十六章“结论”，都在谈论“对社会制度的成功的变革”，谈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并联系这一点来谈论社会人类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作用：
“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2]费老的这种要求变革的爱国主义立场，是他批评国民党政府、后来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思想基础。这些突破以及其它贡献，使《江村经济》获得了国际声誉。当然，对这本五十年前的早期著作，费老自己指出，“总觉得有许多不能惬意之处”。为了“补足早年的不足”，打算编写一本《江村五十年》。这体现了费老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民俗学的特点在于关注民间社会、民间文化及民众生活，而社会学更多地关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问题，所以民俗学与社会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有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最明显的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就目前情况来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重点在城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重点在乡村。但是社会学也包括、事实上也有许多对农村社会的研究，民俗学也不排斥对现代都市的研究，近年来就有一种呼声较高的关于“都市民俗学”的倡导及实践。另一个方面就是“古代学”还是“现代学”的问题。社会学无疑主要是一种“现代学”或“当代学”。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观察问题的角度更多地放在古代，但是又不能说民俗学是一门“古代学”，因为它也主要研究现代存在的文化现象，从现代生活中采集资料，只不过它这样做时，是把现实中的文化现象看作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是联系古代状况来看现代，或者由现代状况来追溯古代。由于民俗学经常把眼光放在“传统的”、“古旧的”方面，所以它很容易被看做“古代学”。对此，钟敬文先生曾明确地给予纠正：“我们的民俗研究，如果从材料起就都取自古代文献，那就不是现代学而是古代学了，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的学问了。所以我们要讲清楚，民俗学的研究是现代学，它研究的资料主要是从现代社会中采集来的。”[3]同样作为“现代学”，民俗学与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也还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民俗学的“现代学”是“着眼于传统、民间的现代学”。从根本上讲，民俗文化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民俗生活也是一种社会生活。在探讨当代民俗文化现象时，特别是当代社会的民俗文化变迁问题时，民俗学与社会学就有许多交叉、融合之处。
至于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民俗学可以说脱胎于人类学，联系极为密切，两者又有各自的特点和可以说清楚的学科分界。一直到现在，这两个学科还是联系与合作得十分紧密的，这里就不赘言了。
在促进一个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时，人们会强调各个学科的边界和特点，强调学科各自的理论传统和特有方法，但是，不难看到，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学科交叉和交融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尤其是这三门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贯通之处越来越多，也正是在这种学科交融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及学术传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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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温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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