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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关于民间文学的文化属性
民间文学或称口头文学，是指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广大下层民众中被创作和流传，并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口头语言艺术。所谓下层民众，我以为，主要指的是广大的农民(包括历史上的流民和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手工业者、城乡产业工人，以及城市贫民等阶层的人群。他们的数量最大，是几千年来我国社会的基本成员。而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正是他们的最主要的精神文化产品，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或曰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主要产生和流传于农耕社会(包括采集或游牧文明)中，集中地反映了体力劳动者阶层的最广大的人群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起来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和世界观以及精神情操和审美趋向。由于它是经由一代代的民众(尤其是那些有杰出才能的人)的传承而得以绵延不绝，因此，除了漫长的耕稼文明和血缘家族制度及其礼俗等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外，也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不同时代的思想印记和艺术特点。这一点，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背景的人，大概都是无法否认的。但我们还要看到，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从悠久的文化传统中走来，是地方(地域、区域)文化传统、自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最基本的代表，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另一方面，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又不是固定的、僵死的、不变的，反之，始终是活态的、流变的、适应时代而嬗变的口头语言艺术。
现代以来，我国学界虽然对于历史上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和传承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民众”或“人民”，有不同的解说，但共同的一点是，多数人并不把上层的贵族阶层包括在内。有些年青一代的学者，力图撇开所谓(社会)“分层”这类传统的理论、立场和概念，他们“更多地从民间文学发生与传承的方式入手来理解民间文学的基本属性”，[4]于是提出了诸如“类型”、“模式”、“体裁”等作为理解和研究民间文学的“核心”。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于包括“民间文学”类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者的社会身份忽略不计，只承认其特点是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在一定社区里被创造和再创造，并被认同和持续发展。这一理念已被我国政府所接受。但要指出的是，从学理上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的这一理念，是与我国近代以来大多数学者的“下层民众”的理念不相符合的，而与我国某些学者的拒绝“分层”论(仅限于此)有相合之处。当代中国，虽然从总体上说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而且不久前有研究机构宣布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50%，社会成员的结构开始呈现出深刻的变化，但笔者以为，中国社会的结构至今仍然是相对稳固的，社会成员结构的变化，仍然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变迁。也就是说，民间文学的传承者，仍然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下层人群、最基本的部分是农民。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下层老百姓的精神食粮。他们可能不知道“子曰”，没有读过诗书，但他们谁都知道一些抒发情感、传播知识、叙说历史、宣扬道德、坚守伦理、臧否时政、界定是非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他们世代相守的诚实做人、劳动吃饭的信念，他们的孝德处世、勤劳勇敢、爱国爱乡、忠勇侠义、同情弱者的国民性，无不来自于从孩提时代起就耳濡目染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老百姓创作、传承、理解和享用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老百姓智慧的结晶，反过来，又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多的用处(学者称之为功能者)，甚至堪称是他们的人生指南。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之为文学，许多中外先贤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见解。鲁迅说：“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祇畏以祝颂，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汉文学史纲要》)“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小说史略》)这一观点，承袭了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文以载道”的学说，在“五四”以来的我国现代作家和民间文艺学家中一向居于主流地位。诚然，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常常与原始信仰、原始艺术，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粘连在一起，这是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一个生态上的重要特点。但不能用这一部分民间文学作品的特点，来以偏概全地抹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的创造——文学——的根本属性。尽管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古今学者大都持此说而不疑，但它毕竟是“神思”的产物;历史地看，民间文学在其发展流变的途程中，从原来的“混沌一体”的原始意识形态体，向着反映现实生活的方向发展演进，原始信仰等因素逐渐减弱，现实的生活图景越来越鲜明和浓重，越来越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艺术的反映。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认为有某种事实(事件、人物)为依托的民间传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出现越来越发达、越繁茂的趋势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就介绍到了中国的西方民俗学，把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看做是民俗的一部分或衍生物。这种见解，在前六七十年间的中国学界虽有所传播，但却从未被中国学界接受为主流学说。到了21世纪，随着美国文化的大量涌入，西方民俗学说在中国学界获得了适宜的发展土壤。但笔者并不认为现代西方民俗学在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定位上的观点，适合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和现代学科发展。西方民俗学的要害，是抹杀民间文学的文学特质：其一，抹杀创作者和传播者所创作和传承的民间作品的“发表意见”(鲁迅语)的意向，即文学所固有的再现现实生活特性和表达意见的意识形态性，以及透过民众世界观的棱镜反映出来的、以形象化的形式描写现实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观点，把民间文学和民众的日常生活等同起来，认为民间文学就是生活本身，不存在前者是后者的反映或再现的关系。对于这种缺乏常识的见解，这里暂且搁置不论。其二，抹杀创作者和传播者所创作和传承的作品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以及适合于口述方式和受体接受的艺术风格(如民间的幽默)。民间文学是文人文学的滥觞和母亲。一个时代的文学处于衰微的时候，总是从老百姓所创作和传颂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得到滋养而重新振兴起来。这是为文化史业已证明了的真理。因此，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回归文学，是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新的文化和文学所需要的。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即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文化属性问题。有人会问，既然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主要是农耕文明社会条件下的精神产物，是传统的文化形式，它的肌体上必然带有明显而浓重的农耕生产方式或封建半封建社会的胎记或印记，就其所展现的价值观而言，是小生产者的狭隘的、甚至是封建社会的、宿命的价值观，而不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先进的“主流”价值观，故而它只能是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援引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论述，并且对这种观点作过这样的回答：“非物质文化遗产(按：民间文学是其中首要的一个类别)是不同时代里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积累叠加起来的一种文化，在雪球滚动的过程中，应着发展中的时代的需要，不断地淘汰一些为时代不容的东西，又不断地叠加或粘连上一些为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故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是跨越人类不同社会阶段而代代传习下来的，且永远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化。就其形态、品类、特点、时代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其所包含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对于不同世纪的人类社会来说，是具有普适性的。如若要问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是什么性质的文化或什么时代的文化，我的回答是：凡是传承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凡是我国当前社会阶段为大多数民众所传习和接受、并仍然在民众生活中发挥着文化功能、富有生命活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都理应是我国当前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某些人所指称的‘活化石’。换言之，就其性质而言，如今还呈现为‘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理应是我国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 从而，凡是当下还在民间流传、被民众接受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理应是当代文艺的一部分。
(三)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国学的基本构成部分
考其历史，我国的“国学”，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1921年11月建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国学门”由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等五个学科构成。[6] “国学门”这个称谓一直沿用到1932年。歌谣(早期民间文学的称谓)研究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组成的主要学科之一。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之《1926年始刊词》里说：
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一头猫，一块石，一根草，一座机械，是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为什么一个圭，一张皇榜，一个灶神，一首情歌，就出于科学家的研究的范围之外呢?若说科学家仅仅能研究自然，研究工艺，而不能研究社会，研究历史，那么，科学的领域未免太小了，科学的伎俩未免太低了，这人的眼光也未免太狭隘了。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贤遗言看作“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做研究的，当然说不到科学，我们也当然不能把国学一名轻易送给他们。若说他们在故纸堆中作生活，我们也在故纸堆中作生活，所以两方面终究是相近的，这无论我们的研究在故纸堆之外尚有实物的考察，就是我们完全投身于故纸堆中，也与他们截然异趣。为什么?因为野蛮人有拜火的，有拜蛇的，而物理学者也要研究火，生物学者也要研究蛇。当他们崇拜和研究的时候，他们的对象是一致的;但他们的目的与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若能知道研究火的物理学者不即是拜火教徒，研究蛇的动物学者也不即是拜蛇教徒，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研究国学的人不即是国粹论者了。
我很欣赏顾先生80多年前关于“国学是什么”的这番话。而现在的新国学，却变成了以儒家学说一个学派的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把国学构成的最早成员——民间文学研究排斥在外了。中央文史研究馆于2007年举办的第一届“国学论坛”时，袁行霈馆长在主题报告中说：“国学只有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在人民群众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并永远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国学研究既要保持其传统性与本土性，同时也要彰显它的时代性与世界性。当代的国学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足以使之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学。现在已经是重建国学的时候了。”“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继承传统文化，要有所取舍，不能复古倒退;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取舍由我，不能不分优劣，全盘西化。复古倒退和全盘西化都丧失了文化自主创新的立场，都是没有前途的。自觉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新文化，乃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所在。”根据这个思想，中央文史馆把研究民俗节日列入了“国学论坛”的议题。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广大民众、广大劳动者的精神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根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主要载体。有什么理由把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排除在国学之外呢?恢复1921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传统，让民间文学及其研究回归国学，自是名至实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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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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