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民俗学会：纪念中国民俗学会成立30周年

        1992年对于我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春天，经过多方努力，我争取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作为导师的访问学者名额。当我接到入学通知时，一时喜不自胜，奔走相告于各位亲朋好友。因为从这一年起，我将把自己喜爱的学术生涯和民俗学联系在一起。虽然在此之前，我一直关注于民间文化，也曾开过大学中文系的民间文学、民俗学、陕北文化等课程，但毕竟没有受过专门的科班理论训练，感到最需要的是理论升华。际遇所至，天赐良机，完全是新的形势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要知道，访问学者在当时还是难以争取到的进修机会。为了做好准备，这年暑假我又一次下到陕北榆林和延安两个地区农村做了田野调查。由于我的业余爱好是剪报，又把剪报及其它有关民俗学的地方资料装了满满的六大箱子，在9月开学时非常艰难地运到北京。

　　我们受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老师的热烈欢迎。钟老，陈子艾教授，教研室主任刘铁梁教授、钟老的学术助手董晓萍教授等，他们从学习到生活给了我们全面的关照。

　　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即将举行的 “庆祝钟敬文教授90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铁梁老师拿来一包信封、请柬和通信录让我写寄请柬。第一次能为我敬爱的导师做点具体的事，是很自在和满足的。9月26日“庆祝钟敬文教授90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在英东楼学术厅举行。我有幸见到了国内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特别是在京的民俗学专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钟老的老朋友、时年96岁高寿的容肇祖老先生。我知道容老先生是我国著名古典哲学研究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会后宴请时与他一桌。得陪容老末座，甚感荣幸。容老先生满面笑容，声音舒缓，谈天说地。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朋友钟敬文，当知道我是钟老的访问学者时，他说，你是幸运的，跟他(指钟老)学，道德文章都会有所收获。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容老硬朗的身体如此之好，他说：“粗茶淡饭，宠辱不惊就是了。你们的导师不也是这样吗?”就在这天，经介绍，我有幸和在京的民俗学大家认识了。当陈子艾老师和刘铁梁老师把郭子昇老先生介绍给我时，特别叮嘱要加入中国民俗学会，就请郭老帮你办。郭老是大家公认的热心人，给我写下了他在赵登禹路的门牌号码，叫我领表回去填写。次日我如约乘22路车到护国寺下车后朝西走，到赵登禹路177号郭老家。郭老热情地招待我饮茶闲谈。还一再叮嘱我：“以后来京就住我家。你们陕西师大的宁锐老师来京就住我这儿。”我被郭老的一片诚心所感动，在京一年，我也持陕北的红枣、瓜子之类造访过郭宅。填好了会员申请表，经陈子艾、刘铁梁老师介绍，顺利地办讫入会手续而成为一名中国民俗学会的会员了;而我又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从此，我就在这样的两会大家庭中生活，感到特别自在。

　　初来咋到，熟悉环境，听各种讲座，确定我的研究方向成为我的主要任务。在这段时间，我先后登门拜访了社科院的刘魁立教授，北大的段宝林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陶立璠教授。他们都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上多有指点，受益匪浅。

　　1992年10月23日，钟敬文先生自己掏腰包买了丰富的糖果作为招待，在民间文学教研室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而他自己坚持说是“联欢会”。钟敬文、陈子艾、刘铁梁、董晓萍先生和研究生杨丽慧、尹成奎与会。访问学者有我、袁志广、日本爱媛大学教授加藤千代、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欧大伟。钟老主持开会，他叫我们一一自我介绍，按座位顺序，我第一个介绍，只一句话：陕西省洛川县人，在榆林高等专科学校任教。钟老不理解这所学校的档次，经大家解释说，这是一个新名词，和师专一样，是大学里的专科学校，专业除了师范专业以外，还有非师范专业。钟老这才明白。如此介绍下去，钟老觉得太简单，第一轮介绍讫，又回过头来，叫补充。我大致说了此前广泛吸纳各位意见，并征得钟老同意，才敢作如是想：在京的主要任务是民俗学理论武装;经过一个多月的请教和琢磨，我的研究方向应当是陕北地域性的民俗文化，注重田野作业。大家围绕这个话题议了一议，认为现实一点讲，这个研究方向是正确的。而且特别提到我国的田野作业还是非常薄弱的，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是我国民俗学长足长进的重要条件。从此，在京的一年时间，紧张的学习生活，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增长了理论知识，结识了学界众多朋友。

　　陈子艾教授还告诉我一个情况：钟老每天准时在校园里散步，说你尽可能也在这个时候也陪钟老散步，闲谈中可以学到正式场合学不到的东西。果然，屡试不爽，我经常陪钟老散步，一则对钟老有所扶掖，再则确实从钟老口中听到许多平时听不到的学问。一次散步时，我偶然提到我收藏有他所编著之《鲁迅在广东》，他甚为稀罕，居然在榆林也有他早年编著的书。

　　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也是由于交通不便，正当本单位评定职称时，我来不及赶回去，只能在电话上托给亲友。也就是在这次评定职称时，我从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对于地处偏远一隅的榆林地区来说，不能与今日踟蹰满志的榆林市同日而语，自然也体现在职称上，榆林学院乃至榆林市还没有产生过一个教授职称，因为是榆林学院正教授零的突破。所以轰动一时。于是同为北师大中文系的访问学者同窗戏言：“本人不在场，没有任何人情活动，就轻轻松松拿到教授，你太便宜了!”而在我，却也捏了一把冷汗。自然，从此再也不为教授而奔波，可以甩开膀子做我喜欢的民俗学研究了。

　　这一年，我系统地听了陈子艾教授等的中国民俗学讲座。有幸听了来华访问的日本佐野贤治教授和韩国任东权教授的学术报告。任东权教授的学术报告是在建国门南大街社科院做的。那一次是尹成奎翻译。我紧张地从头到尾做了记录。会后我把它整理出来寄往韩国任东权教授，希望他知道文字出入大小。不久，即接到任东权教授热情洋溢的信并他的大著《韩国民谣史》。1996年9月20日，在钟敬文先生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上，再一次见到了任东权先生，并听了他的学术演讲。休息室我们在过厅拍了一张合影。而令人遗憾的是，2004年我访问韩国时，本来要拜访先生的，但阴差阳错错过了机会!

　　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北京师大19960920 郭冰庐与任东权教授合影

　　1993年6月下旬，我儿子郭思青专程接我回榆林。7月3日上午，我们到红楼向钟老告辞。因为是结业告别，谈话时间较长，也很随意。老人再一次重复了他五十年代初到延安的印象。钟老叮嘱了我许多做学问的事，特别强调要重视田野作业，“丰厚的陕北民俗事象需要你去做，值得你去做，这又是你的强项，你有条件去做!”这一次，我给钟老带去了一组采风时的非常稀奇的照片，经我解说，钟老正在感兴趣地一张一张看着。儿子抓拍了几个镜头，虽然傻瓜相机不好，但这样的镜头实在太珍贵了!

　　　　1993年7月3日郭冰庐访问学者结业离京前告别钟老--郭思青摄于钟老书房-翻拍件

　　按规定，访问学者结业时必须有一篇论文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访问学者专辑上。为这篇文章，我于寒假全力以赴奔保宁堡文化共同体做田野作业。我把文章和图片带到北京，受钟敬文先生的委托，在陈子艾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调研报告，被潘国琪编在1993年访问学者专辑的首篇。等学报出版，我早已回到了榆林，陈子艾老师来信说，对于这篇田野作业，她很开心。(《陕北保宁寺祀神活动及社火——秧歌考察》，载《陕北保宁寺祀神活动及社火——秧歌考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访问学者专辑》1—14页。)

　　待到访问学者结业时，1993年5月15日北京师大访问学者要与导师合影留念。恰在这天，北大教授周星和北师大教授王富仁教授在刘铁梁教授的陪同下拜访钟敬文先生。我赶到钟宅去请他们，这时，我才认识了陕西同乡周星博士，以后我们多有过从。这天，我们走在校园里，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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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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