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摘要：1970年代末迄今的30多年,是中国民俗学近百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民俗学逐步矫正了此前20多年间由于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多干预而造成的严重不足,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前、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学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重建,并获得了巨大发展: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诸多新的成绩,对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公共领域也做出了新的贡献,尤其以它所推动和积极参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影响深远。但同时,它在理论探讨、学术实践和学科定位等方面,也日益凸显出了许多深层的内部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属于中国民俗学所独有,有的则是世界范围民俗学的通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学者的任务,也是世界民俗学同行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中国民俗学； 30年； 成就； 困境； 学科定位；

　　中国现代民俗学自1910年代末发端以来，已走过近100年的风雨历程。在这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受不同阶段政治和社会文化形势的影响，这一学科时而兴盛，时而沉寂。其多舛的命运既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同国家体制、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经济之间的密切关联，又反映了这门学科自身的特质和问题。

　　其中，1970年代末迄今的30多年，可以说是中国民俗学近百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民俗学逐步弥补并矫正了此前20多年间由于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多干预而造成的严重不足，学术研究逐渐恢复，继而获得了巨大发展——无论就学科的人才培养、制度化建设、成果发表的数量、理论与方法的拓展、创新及体系性建设等等而言，还是从它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和公共领域的贡献来说，该学科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卓著成绩。但同时，它也日益凸显出了许多深层的内部问题。

　　一、学科的复兴与重建

　　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是在对过去学术研究传统的复兴与重建当中展开的。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肇始于1918年由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和学生发起的“歌谣学运动”。在这场持续8年左右、波及全国的歌谣搜集、记录和研究活动中，一批来自历史学、文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给予历来受上层阶级鄙视的民间文化以高度赞美的同时，开创了以民间文学为主的民俗研究的学问，试图以此达到重建民族精神的目的。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投入到民间文学以及其他民众生活文化的调查、搜集和研究当中，产生了一批对歌谣、神话、故事、民间信仰、人生仪礼、社会组织等进行调查和研究的成果。尽管不时受到战争及其他社会动荡的影响，但民俗研究始终在困难中延续，而且其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①

　　1949年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后，自歌谣学运动时期就开始进行民俗调查与研究的钟敬文，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并创立“劳动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招收和培养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这是民俗学首次正式进入中国的大学学科体系。同时，在文化部支持下，成立了以著名作家郭沫若、老舍和钟敬文等人为领导的全国性民间文学研究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不过，受苏联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和共产党延安文艺传统的影响，当时只有民间文学研究得到重视和扶持，并发展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而口头文学之外其他民俗文化的研究，则在“民俗学”的名称之下，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内受到限制、批判和禁止。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也都被取消，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②

　　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对传统文化和学术研究逐渐采取一种宽容、灵活的政策，受抑制或禁锢的各种传统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复兴。与此相应，中国民俗学也经历了复兴和重建的过程。其间，以钟敬文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民俗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③

　　1978年夏，民间文学被教育部重新列为一般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课程。接着，由钟敬文主持，为来自十多所院校的教师举办了民间文学进修班，同时又组织学员编写了《民间文学概论》教材。这些学员中，既有钟敬文在1950年代培养的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也有来自其他专业领域的人员。④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结合各自不同的专业经验，为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恢复贡献了力量。这也使复兴和重建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再一次重复了“五四”时期民俗学从口头文学研究开始且有多学科人员参与的道路。

　　随后，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河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相继开始招收民间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还成为此后十多年间全国唯一的民间文学博士培养单位。1979年，中国文联正式恢复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这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取消的学术团体(1987年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三年后，该会创办《民间文学论坛》杂志，与稍后山东大学创办的《民俗研究》(1985年创刊)和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创办的《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创刊)一道，为普及民俗学的基础理论、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阵地。

　　与此同时，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中，经过一批重要学者的积极推动，民间文学研究逐渐被视为民俗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民俗学这门研究生活文化的学问，也获得新生，相关的恢复和建设工作陆续展开。

　　1978年秋，钟敬文起草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邀请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和罗致平等6位著名学者共同签名，递交中国社会科学院⑤，不久又公开发表。文中论述了民俗学的性质、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指导思想和资料来源等，指出在当代中国建立民俗学学科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⑥经过筹备，中国民俗学会于1983年正式成立。与中国文联系统中半官方性质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不同，中国民俗学会属于民间学术团体，目前共有1600多名会员⑦，其中既有高校和科研单位民俗学专业的研究人员，也有大量来自基层文化馆、博物馆等部门的文化工作者。这两部分人员，在学术视野、理论水平和具体实践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前一部分人员，往往对学科的理论建构、发展方向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后一部分人员，通常是在前者所建构的理论、方法的影响下展开相关工作。但是，他们对民俗和民俗学都怀着共同的热情，并且从不同的角度为学科发展贡献了力量。30多年来，中国民俗学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成果，其中除了一批理论探索方面的著作之外，还有许多有关不同地区民俗状况的调查与记录，后者便主要是依赖各地那些“基层文化工作者”来完成的。这种从业人员的构成形式，同“五四”以来民俗学队伍的构成状况可谓一脉相承，与美国民俗学会的会员结构也有相似之处。⑧它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俗学特殊的学科属性：作为一门有关生活文化的学问，它不仅是专业研究者进行理论探讨的舞台，也为基层文化工作者甚至业余爱好者发现、展示和表达自我文化提供了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学科复兴的积极推动者和领导者，钟敬文不仅同文化和教育主管部门积极协商，组织各种学科重建的事务性工作，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等等，对民间文学研究(后被普遍称为“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性质、任务、历史与方法，以及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等问题，从多种角度进行阐释，对这个恢复之初的学科起到了重新“启蒙”的作用。⑨在他的推动下，民间文学研究逐渐被视为民俗学“学术‘国家’里的一部分公民”⑩，民间文学的研究者，也自然地成为民俗学者。他们不仅关注口头艺术领域的对象，也大量探讨仪式、信仰、社会组织等一般生活文化，并使得后一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占据了主要位置。

　　然而，很长一段时期，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11)设置中，只有“民间文学”作为二级学科设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之下，“民俗学”只是“民间文学”包含的一个研究方向。这种划分虽然本末倒置，客观上却也为“民间文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进行口头文学之外其他民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以北京师范大学这所培养“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重镇为例，从1982至1997年，该校民间文学专业共有38人取得硕士学位，11人取得博士学位。其中，有24篇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是有关歌谣、神话、故事、传说等民间文学问题的研究，例如硕士论文《唐西域胡人识宝传说故事》(1982)、《中国现代神话学史的新展开》(1985)、《论吕洞宾传说在宋元间的兴盛》(1987)、《壮族神话试论》(1991)、《论探司马迁运用民间传闻的内在心象》(1992)、《“争夺英雄妻子”母题的研究》(1995)、《兄弟分家析产故事研究》(1997)，博士论文《明清民间文艺学史略》(1989)、《女娲的神话及其信仰》(1994)、《东蒙古史诗研究》(1997)，等等。同时，有14篇硕士论文、8篇博士论文，探讨的都是民居、生育习俗、民间信仰等民间文学之外的民俗问题，例如硕士论文《朝鲜民居文化考》(1989)、《四川凉山彝族火塘文化论析》(1993)、《试论民间生育习俗与传统生育观》(1994)、《汉民族古代雨神信仰的研究》(1996)，博士论文《民间传统丧葬仪礼的文化功能和意义》(1990)、《节日仪礼与农事信仰》(1991)、《萨满教考略》(1992)、《浙江汉族葬俗研究》(1993)、《渭水中上游地区农事禳灾习俗研究》(1997)，等等。(12)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重新调整学科目录，民俗学被列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从而在国家学科体制中，正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一些高校的民间文学专业，从此更名为“民俗学”，不少过去没有这方面专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纷纷申请设立了民俗学的硕士点或博士点。目前，全国已有10多所大学和研究院所设立民俗学博士点，设立硕士点的单位则达到近50家。这种情况，同此前只有北京师范大学拥有民间文学博士点的情况相比，可以说是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飞跃。

　　不过，这种行政管理式的目录调整，在给民俗学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以往已经颇具规模、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民间文学研究造成了较大伤害。以前，民间文学专业都设在中文系，是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并列的二级学科，新目录则把它变成一个“研究方向”，分别划归到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民俗学三个二级学科之下。这使民间文学失去了原有的独立性，面临着许多新的困境：如果继续保留在文学领域，民间文学便不得不成为古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里的一个“方向”，而它与后者在理论和方法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倘若让它作为民俗学的一个方向归入社会学，在人员归属和学术取向等方面，也存在着许多的矛盾。结果，不少高校从事民间文学教学的人员，承受了改变研究方向和工作岗位甚至失业的压力，不得不花费许多额外的精力，去应对这种调整造成的震荡。(13)

　　这种震荡的造成，同制度的僵化以及行政管理部门决策上的武断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民俗学内部在学科定位上的含混——对于民间文学是独立于一般民俗学的学科还是从属于后者，民俗学者也往往模棱两可，他们有时把“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并列等同，有时又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分支，这就难怪学科以外的人无法确认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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