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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民间叙事相容的文人叙事
文人叙事和民间叙事、官方叙事之间都存在着交叉关系。从文学创作来讲，民间叙事是作家艺术生命的营养源。民间叙事不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素材，就连他们的人格养成和整个知识储备也都和民间叙事结有不解之缘。文人的参与，使民间叙事文本化，促进了某些文本成为经典，亦即所谓的官方经典。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的关系在“野史”与“正史”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的“野史”，原本就是民间历史，正是民间叙事，亦即“口述历史”，它是典型的由文人记录整理的民间叙事。口述历史的出现，实际上就把以往隐身于史著背后的民间叙事（口碑）推到了前台，为其争取到了公开合法的地位。
中国传统史学中向来有“正史”与“野史”之分，相较而言，由于“正史”“涂饰太厚，废说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有人极而言之，历史教科书是一种政治上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是真历史，这点在中国尤甚，或者说它只提供了普遍的概念、现象，而没说出一个人在历史中的感受。感受才是真历史，就像我们极力说某段历史不好，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却感觉幸福，那段历史好也不好？其实，历史是当事人的历史，而不是后人评价的结论。
我们见到的史书有许多是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结合的精品。在撰写《史记》之前，司马迁曾四处访问，请年长者述其见闻，再通过访谈、搜集口述资料。顾炎武《日知录》中许多资料，皆得自访谈。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是口述作品。《李秀成自述》、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也都是口述历史。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斯诺的《西行漫记》也是众所周知的口述史书，这些历史，虽是书面形式，其实却接近民间叙事。
所以，民间叙事是民间活动的一种方式，但又与一般的日常叙事有别；民间叙事与官方叙事互为影响、互为补充；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是异质而又是互补的，是叙事范畴内容存在的“二元”，非常复杂而微妙地相互渗透与交叉着。民间叙事是文人叙事的基础，文史家既是民间叙事的保存者，也是民间叙事的加工者乃至篡改者。
三
定义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和特有属性的反映。民间叙事作为民间活动与官方叙事和文人叙事，相对相容，相辅相成，成为人们叙事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而给民间叙事定义的核心内容即民间叙事的本质属性和特有属性。
1.作为社会活动的民间叙事
作为社会活动的民间叙事审视的是民间叙事的社会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意识形态一词总是涉及人们所说、所写、所信仰的东西（话语体系），与人们所身处其中的种种社会关系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它反映了话语领域存在着不同集团、阶层、阶级、民族或权力关系之间的复杂冲突与调解情形。叙事也同样具有这种性质，所以有“意识形态叙事”的说法。人们往往习惯于定势地把意识形态与国家、官方、政治、道德等概念粘在一起，其实民间叙事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我们可以称之为民间意识形态。
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种品类宏富、内涵深广、载体独特的文化。民间叙事属于民间文化的精神文化，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宗教、伦理、道德、文学和艺术，亦即民间意识形态。民间叙事作为一种话语活动，也是人类的精神文化传播与沟通的重要方式。民间叙事的存在和发展显现的张力，已经在民间与民族国家之间生产了各自的叙事话语。民间叙事还是文化研究的一片巨大的开阔地，在新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大部分都属于民间叙事活动。
民间叙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就当下看来，一方面，民族国家将民间传统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手段。另一方面，民间叙事力量也努力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利益之间寻找相应的生存空间，于是，民间力量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在这一过程中，民间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叙述策略，以适应民族国家的生存环境。民间叙事也有自己不容违抗的“权力话语”，“民间”也有自己壁垒森严的“体制”，“民间”也有自己君临众生的“权威”。客观上民间叙事的意识形态性在某种角度看起来并不比官方叙事或权力话语显得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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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本文责编：博史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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