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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谋利而运作的产业链条除了在着力营造异域风情之外，也驱使迪斯尼公司必须确保这些源于异域题材的叙事，始终在观众熟悉的视野之内，以满足长期以来在西方受众中培养起来的消费习惯与审美期待。可见，迪斯尼依照这一逻辑重新打造的动画叙事，必然要经过对异域传统的细致改写，才能将鲜活的、地方性的传统题材降解为普适化的、全球观众都容易接受的主题。
在动画《木兰》中，迪斯尼仅仅保留了《木兰辞》里“替父从军——保家卫国——荣归故里”的叙事主线，但是淡化了原有叙事框架中对忠孝的强调，通过相亲失利、匿名入伍、营地受训、性别曝光、雪地鏖战、皇城救驾等情节的增设铺陈，转而展演了好莱坞主流电影惯常诉说的美国梦的实现——个人英雄(以急智于雪地鏖战中拯救伙伴)、争获荣耀(以女性身份皇城救驾，获得了皇帝的鞠躬致谢与万民的跪拜叩首)与自我实现(载誉还家、为家族增光并获得爱情)。在整个改写的过程中，传统叙事未及强调的女性身份与性别意识，转而成为了迪斯尼叙事话语中贯穿始终的轴线。木兰的异装出征是故事得以生发的原点，随着情节的推延，木兰的女性身份从刚入伍时的隐匿，征战途中的显露，被逐出军营后的自省，直至一切成功圆满后的彰显。一步一步由隐至显地将木兰塑造成为令人崇仰的“孤胆英雄”，而其中由迪斯尼所描绘的性别意识，也由木兰替父从军时的懵懂，渐渐清晰地转变为对主体独立的认知。这种转变，与其说是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相互构拟的结果，毋宁说是西方主流文化“重重社会规范依赖社会强制反复书写、表演自己的结果”[⑥]在这部动画影片中的投射。这样，在迪斯尼的动画《木兰》里，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忠孝之道就被英雄神话、性别认同和浪漫爱情这些普适的主题一一取代[⑦]。而国人眼中已被更改得面目全非的中国传统，却在迪斯尼全球化的营销策略的推动下，成为了西方受众视野中充满奇幻色彩的东方神话。可见，迪斯尼对中国木兰从军故事的选用，不过是在借助传统的力量来开拓东方市场，而动画《木兰》对中国传统叙事的改写，更多地是为了获取用以保证票房的异文化体验，而不是要真正实践传统的具体内容。
动画《木兰》的传统化实践
在民俗学的视野中，“传统”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概念。一直以来，学界对“传统”的探讨，大都归结到将其视为一种与现代性相对的完整的文化资源[⑧]。但自“建构主义”的思潮盛行于包括民俗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界之后，学者们开始质疑“传统”的恒定本质，并倾向将探究视线投向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发明、重组与再造的过程。因此，在民俗学的术语体系中，便出现了“传统化实践”(traditionalizing Practice)这一被建构主义者用来探赜传统在现代社会存留与变迁机制的可操作的概念工具。严格来说，“传统化实践”，是指将传统价值符号赋予新兴事物使之传统化，或宣称特定文化现象具有传统属性的行为。这种行为，包含着传统化得以实现的工具与进程，以及随之而来一系列话语、行为的意涵。借由它们，便可在当前的话语、行为与过去的话语、行为之间创造关联，以获得文化代言的合法性。
回视动画《木兰》，不难发现，虽然它的制作者团队曾经坦言，不同的感性与叙事风格，会使出自他们之手的木兰故事，迥异于传统的中国替父从军故事[⑨]。但主题的置换并没有削弱中国形式在这部动画中的张扬。或许是为了强化可以稳固票房的异域风情，被替换了传统内蕴的《木兰》，拼接了众多富有视觉、听觉冲击力的象征符号，在影片的叙事中来代言“中国传统”的职责：宏伟的长城、绚烂的灯节、流畅的中国功夫、微缩的小龙“木须”、掩面的折扇、诵读的竹简、皇帝巍峨的宫殿、祖先碑林如水的精美镜像、以中国水墨画风格绘制的新兵营的写意山水、士兵们披挂的秦俑铠甲、古筝、二胡等民乐配器的悠扬音乐……
众多中国式的象征符号的相互叠加与错配，为动画《木兰》搭建了颇具中国神韵的叙事情境。这些形制上的浓墨淡彩，无外乎在向所有的观看者宣称，动画《木兰》源自中国传统，并展现了它。无论，在享有这一传统的群体眼中，这个被动画《木兰》展演着的传统是否早已远离了其本真面貌。只要它仍然因袭着传统之名，那么多重中国意象的视听符号在叙事链条中的配置与重组，就会为这部动画影片勾勒出形之于外的中国传统轮廓。
诚如上文所述，被重新书写了的动画《木兰》将多重中国意象的视听符号叠加在替父从军故事的传统叙事框架之中，展现出来的并不是忠孝原意的生发，而是美国主流文化思维范式与认知理念的传达。这个经由人物、情节、配乐、色彩、叙述风格等多元环节更迭的改写过程，也即是“用过去的古旧元素与信息建构新兴释义与主权的”[⑩]传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迪斯尼动画《木兰》运用中国意浓的形制载歌载舞地讲述了对西方现代观念的认同。其间，迪斯尼致力搭建在西方现代观念与中国传统叙事之间的认知桥梁，完美地实行了电影工业的“传统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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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电影》2011年第5期
【本文责编：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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