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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方民歌集》所收作品的基本情况
这次调查中采录到的民歌，其流传地区涉及绥远、察哈尔(现分别归内蒙古、河北、山西)、山西和河北的归绥、包头、河套、凉城、东胜、大同、萨县、丰镇、陶林、清水河、任丘、托县、临河、阳高、和林、武川、固阳、兴和、灵丘、雁北、安北、应县、朔县、集宁、天县、河曲、塞北、定县、行唐等地，因行政区划的变更，上述地名中有些已经改变或撤销。
调查的中心——绥远地区，是民族聚居区，蒙古部落的草场，清朝初期被政府跑马圈地，作为储备军粮之地。为了管理有序，清政府开始在当地设立管理机构，并不断演化成以后的“绥远行政区划”。绥远地区的草场，土地肥沃，流传有“上后套，后套好，后套养畜不用草，庄稼不用天雨能长好”的俗话，而且人口稀少，比较临近的山西、陕西等处地少人多、干旱少雨、灾祸不断的状况，这里很利于生存。后来，这些土地多租给山西、陕西等地逃难、躲灾、谋生计的农民，“走西口”的现象由此而兴旺起来。因为清代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走西口”最初是“春来秋回”，后来绥远地区部分地方开禁，鼓励外来人口落户开荒，“走西口”的农民携妻带子，在此建房置地，使当地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成为半农半牧地区，同时使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和风俗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也为当地民族民间文艺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积极因素，产生许多独特的民间艺术种类，民歌是其中表现最突出的一种，从中可以感到陕北信天游及山西、河北小调的影响。
《北方民歌集》共有326页，652面，记录了各类民歌1870余首;抄录者将其分为民歌、情歌、儿歌三部分，其中“民歌”部分比较杂乱，包括了时政、生活、风俗等多方内容，情歌的数量最多，有1500多首;对采录情况有简要的记录;作品以爬山歌[11]为主，也有小调。这次调查进行了录音，共计17筒，因为没有见到录音带，不知道时长和记录的内容。
“民间文艺，是历代广大人民在社会生活和斗争中，在与创造必需的物质文化的同时，所集体创造的必需的精神文化。她反映着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景象，写述着人民的观感和欲求，表现着广大群众的美学观念和艺术才能。”[12]正如所说，《北方民歌集》中收录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绥远地区的社会景象、人们生活、文化和风俗等，以及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对当时社会，尤其是政治的批评”。以下按照类别，列举一些，供读者鉴赏。
时政类作品，如：“中华民国大改良，拆了庙院筑学堂”(归绥)、“剪发头呀脚板子大，三民主义留遗下”(大同)、“包头民众真难过，天灾兵祸谣三拜强干活”(归绥)、“老天爷呀!救一救命，叫我小子翻一翻身，衙役老爷太可恶，拷打小子无其数，倾家荡产付捐税，卖了老婆还不够”(凉城)、“牛一群呀羊一群，绥西土匪成了群”(包头)、“临河的百姓真倒霉，官兵来了变成土匪”(临河)，反映了时代变革、军阀混战、官府压迫和土匪横行的现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反对日本侵略的呼声日高，也影响到绥远。歌谣有：“关外的哭声什么人哀唉!连天的炮火什么人开。关外的哭声老百姓哀唉!连天的炮火日本人开。什么人最是心肠坏，什么时日并到来一呀唉!日本人最是心肠坏，九一八日兵到此来一呀唉”(归绥)、“中华民国二十年，家家都要大洋钱，有钱不买日本货，你看中国阔不阔”(河北)。
生活类的作品，如：“小孩娃娃好耍土，磨烂袖子没人补，亲娘死在阴曹地，娶下后娘不成器”(归绥)和“小白菜”等;“回一回婆家如坐监，住一回娘家如上天”(归绥);“大白毛驴灰耳朵，抽起洋烟卖老婆”(包头)、“洋烟好抽瘾难退，花上银钱活受罪”(归绥、托县、凉城、包头、大同); “铁蚕豆大把抓，娶了媳妇不要妈，要妈就打架，大家就分家”(归绥)、“叫一声爷爷你不要娶，孙女子奉养你足顶你的妻”(清水河)、“人人都说野花香，家花异枝香更长”(清水河)、“为上庄户人常常在，为下当兵的常开差”(凉城、归绥、包头、河曲);“说了笑了枉徒然，学下唱曲子解心宽”(归绥)、“说了个难呀真也难，泪蛋蛋漂起一只船”(归绥)、“一阵说呀一阵阵笑，心上难活谁知道呀”(包头)。
这些歌谣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生活气息，像“一面镜子”真实而又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情景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同时，也“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13]
《北方民歌集》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形式最优美的，是情歌。这些情歌详细地描述了男女恋爱的各个环节和感情历程——慕情、恋情、离情、思情、苦情等等。表现男婚女嫁的，如：“一进门来叫一声妈，多会给奴寻人家”(归绥)、“为人寻不上个好男人，不如早死早转生”(归绥)、“顿!顿!捣花椒，媒人不来好心焦”(托县);写初恋的，如：“一对对鸳鸯一对对鹅，一对对毛眼眼瞭哥哥”(归绥、萨县、和林、凉城、托县、包头)、“一把拉住妹妹的手，说起为朋友心也抖”(归绥、萨县)、“年轻娃娃们成不住气，一见妹妹就没主意”(归绥);写择偶的，如：“大姊姊老来三妹子小，所留下二妹子正好好”(归绥)、“山药开花结圪蛋，如今的姑娘爱老汉”(归绥、凉城、包头)、“骑马要骑大走马，维朋友要维十七八”(归绥、萨县、凉城、丰镇、朔县);赞美意中人的：如：“大榆树榆钱钱，小妹妹长着一对毛眼眼”(归绥)、“场面大来碌碡小，小妹妹脚小脸儿好”(归绥、托县);写定情的，如：“白布衫衫对门门扣，咱两个交朋友天生就”(东胜)、“大青山石头乌拉山的水，天定姻缘没改悔”(归绥、阳高)、“有朝一日和你枕头上睡，铡草刀割了头我也不后悔”(归绥)、“灯瓜瓜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挖米不嫌哥哥穷”(凉城、归绥、萨县、托县、包头、安北、和林)。
还有许多表现男女交往过程的歌谣，如：“拿上刀子割韭菜，慢慢地看一看哥哥心好坏”(包头、归绥、后套、东胜)、“手提羊肉怀抱上菜，我同妹妹回家来”(归绥、萨县)、“大黄狗不要咬，我要看看小樱桃(注：小樱桃，女子之名也)”(归绥)。过去，青年男女没成亲以前的亲热交往比较隐蔽，经常是像“偷情五更歌”唱的那样，“一更里跳风墙，手扳住窗棂细端详;端详见妹子灯影后边坐，十指尖尖绣鸳鸯。二更里靠门听，忽听见门外有人声，双手儿拉开门两扇，我把情郎哥哥叫几声。三更里进绣房，手拉手儿上了炕，两手拉开红绣被，扑面嗅见的果子香。四更里月斜西，冷身靠个热肉肉睡，小妹妹胳膊给哥哥枕，四更天要到五更天。五更里大天明，叫一声情郎哥哥快起身，二老爷娘全不怕，单怕那个偷来倒茶，不要慌，不要忙，只怕哥哥穿错了衣裳”(雁北)。
绥远地方有很多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走西口”的人，离别便是这些恋人之间经常的事，因此民歌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表现。“大风刮得树叶响，你走我在好凄凉”(归绥、集宁)、“哥哥走来妹子拉，无根沙蓬往哪里刮”(凉城、阳高)、“哥哥走了五里多，小妹妹还在门前坐”(归绥)、“手扳着房檐脚踏着墙，瞭不见哥哥又上房”(归绥、凉城、丰镇、托县、后套)，一一唱的是离别时的难舍难分。“想你想你真想你，三天没吃半碗米”(凉城、归绥、托县、集宁、安北、和林、萨县、包头、大同、阳高、东胜)、“你走东川捎上一句话，就说她妹妹思想他”(包头、归绥)、“我走临河你在套，想你想得上了吊”(包头)、“三天没见哥哥面，拿起针来衽不上线”(归绥)、“听见哥哥唱过来，热身子爬在冷窗台”(凉城、归绥、丰镇、萨县、包头、固阳、后套)，倾诉的是分开后不尽的相思。还有“月儿高高亮晃晃，一人睡下真凄凉”(武川)、“井里头的黑蛙见不上天，打光棍的哥哥实在可怜”(包头)、“二套牛车拉咸盐，没老婆的哥哥实可怜”(清水河)之类对爱情的渴望。从这些歌谣里看到，那个兵荒马乱、饿殍遍野的年代，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的，不仅是贫困的生活，还有恋爱和家庭的困境。
“甜不过冰糖辣不过蒜，亲不过伙计黑不过炭”(丰镇)、“这个娃娃笑嘻戏，我和你妈搭伙计”(归绥)、“莜麦开花铃铛铛多，不要怕哥哥有老婆”(归绥、萨县、凉城)、“大河岸边栽柳树，没有丈夫怎有了肚”(安北)、 “花狸猫猫钻水道，咱二人调线谁知道”(大同)、“走不是个走来在不是个在，搭下个伙计成了害”(后套)，这里表现的两性关系，与“走西口”现象的盛行和当地的文化、习俗密切相关，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
因地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多种因素，河套地区民众的生活既是富裕的、又是悲苦的，尤其是“走西口”的历史现实(如“打光棍的哥哥”等)，给这里的豪放激越的歌谣，增添了几分有别于其他地方民歌的特色。从以上所举不同内容和类型的情歌中，可以感受到劳动人民中间纯洁、健康的爱情观和审美情趣，以及朴素的道德观念和对封建礼教的轻视和反抗。
除了内容丰富之外，从《北方民歌集》中作品还可以看出民间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选用离自己生活最近的素材，毫不遮掩的感情抒发，很少修饰的表达方式，精心提炼的民间语言，以及起兴、比喻、比拟、谐音、双关、重复等表现手法，形成自然朴实、直抒胸臆、真切形象、生动有趣、合辙押韵的风格，读起来朗朗上口、引人入胜、回味无穷，因此，广泛流传，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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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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