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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民歌集》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提起它的促成者和主持者刘半农[①]的名字，却充盈于同业者耳中。他从上个世纪初发起歌谣运动开始，用了一生的精力从事着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方面的搜集和研究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部《北方民歌集》就是他在生命终结前一个星期完成的一次重要调查的成果。这份用生命换来的成果，至今没能呈现在人们面前，甚至很少被人知晓，令人遗憾。这部手稿从诞生到存于今世，起伏的经历和自身的价值，都值得进行一番研究。本文仅以匆匆翻过的感觉，作一简析。
一、手稿发现的经过
这部手稿的重新面世实属偶然。2002年，本人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学集成总编辑部转到研究部任上后，经常在重新整理过的协会图书室逗留，这里很多图书资料是1950年代建会以来积攒下的珍贵之物，“文革”期间因战备而集中封存，直到1990年代，由中国文联退还协会。一次不经意间，就发现了一本棕红色硬皮封面、淡黄毛边纸装订成册的稿件，书脊上印有“《北方民歌集》、刘半农手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藏”的字样。原稿是打孔穿线装订，棕色硬皮显然是后来的重新包装。因为干了这行，对刘半农和他在民间文学方面的成就早已熟知，绥远调查之事也略有耳闻。面对这份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物，兴奋之余，仔细翻看起来。
稿子用工整小楷抄在印有“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字样的稿纸上。除了正文外，没有相关说明文字，目录是用白纸作隔页，上写“民歌”、“情歌”、“儿歌”的类名、流传地和数量，正文中一些作品之后有采录地，及土语和风俗等的注释。
翻看的过程中，我发现一张有协会老领导、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②]笔迹的字条。我把这件事告诉他，很快收到他的邮件和不久前发表的文章《刘半农：歌谣运动的首倡者》，里面就提到了这部手稿，文中说到“刘半农在绥远收集的爬山歌，是他在民间文学领域里所做的最后一次科学采集，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本世纪(20世纪)50年代，笔者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时，曾从头到尾读过他搜集的这部绥远地区[③]的歌谣记录誊清本，是用毛笔竖行写的，浅黄色的毛边纸，装订成厚厚的一大本，外有红色硬壳的封皮。可惜，这部珍贵的民歌记录簿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是为憾事”。[④]没想到几十年之后，这部几乎被人遗忘的手稿能完好无损地重现，实为幸事。我也为能亲历这个过程感到荣幸。
尽管刘半农先生从绥远调查时染病，回京后4天便不幸去世，这部手稿是否其亲手所为，还有待核实。但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看，它的珍贵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关于手稿来源，笔者推测是某位资深民间文学研究者和编辑者，或是刘半农先生的后人所赠，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民研会编辑的《民间文学集刊》1至3册刊登的“征集民间文学资料目录”中并没此项。后据刘锡诚老师提示，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常惠[⑤]和江绍原[⑥]都向民研会捐赠过图书资料，而常先生是刘先生的密友，自《歌谣》周刊后一直从事民间文学编辑工作，手稿为常先生所赠的可能性最大。此外，这部手稿曾有一个面世的机会，我在整理周作人先生《绍兴儿歌》手稿及相关资料时，知道这部手稿在上世纪60年代被民研会列入民间文学资料出版计划，只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没能实现。
二、绥远北方语言声调调查的背景
刘半农先生于1925年从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大学国学院任教授，从事语言学方面的教学、研究，并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同时继续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此外，他还加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由该协会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南京政府成立的古物保管委员会等组织，从事抵制外国人在我国不当考古调查和盗取文物的工作，同时，也积极促成中外学者的联合科学调查。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和中国学者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⑦]，就是在他们的协调下成立的，刘半农在其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在中国境内中外学者共同进行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其成果为我国西部开发和自然、人文学科研究起到促进作用。刘先生绥远北方语言声调的调查也与此有关，是为践诺瑞典皇家地理学会计划出版纪念斯文·赫定七十大寿(1935年2月19日)文集的约稿而进行的，也是为他《四声新谱》和《中国方言地图》的写作做些准备，调查的路线也是循着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路线。
绥远调查团的成员，除了刘半农外，还有他的助手和学生，他们的分工是：北大语言乐律实验室的白涤洲[⑧]负责记录方言、同室的沈仲章[⑨]负责记录音乐，北大国学院学生周殿福[⑩]负责器材和文稿抄录，调查团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等。
调查的时间和行程。调查团一行于1934年6月19日下午4时，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6月20日抵达包头，停5天，调查了包头、绥西、安北、五原、临河、固阳、萨县、托县等地的方言、声调，并用录音机记录民歌7筒;24日抵达归绥(今呼和浩特)，停6天，调查了归绥、武川、丰镇、集宁、陶林、兴和、清水河、凉城等地的方言和声调，录制民歌5筒，并由沈仲章记录了曲谱;29日，从归绥出发到百灵庙⑩游览，途经武川、召河达尔罕旗，30日下午到，在此期间，因住宿条件不堪，刘半农在夜间露宿草原时被蚊虫叮咬，留下了病根;7月2日从百灵庙返回归绥后的3天时间，刘半农应邀到绥远中学为作讲演;5日调查团前往山西，在大同停留2日，调查了雁北等地的方言、声调，收录当地民歌5筒;8日抵达张家口，次日刘先生应邀在张家口第一师范讲演并作调查工作，此时他已经身感不适，发烧到39.5度，当晚启程返京，次日早上到达北京，结束调查。
回到北京后，刘半农一病不起，终因误诊，于7月14日下午2时在协和医院逝世。不幸的是，调查团另一位重要成员白涤洲也于当年10月因病去世。连续的不幸，是此番调查命运的不祥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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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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