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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是从叶镜铭的《绍兴歌谣》，娄子匡的《绍兴歌谣》和《越歌百曲》中选录，他自称是“不曾亲自听见唱过，但也相信是可凭信的。”或许其中有些作品，周作人也是听闻过的。比如第213首《先头领路狗》，原文三句：
先头领路狗，
当中轧杀狗，
后头太公太婆慢慢走。
周作人加注说：“三个孩子一同走路，走了后边的一个孩子所唱，若走在前边的唱乃是：‘当中轧杀狗，后头吃屁狗，前头太公太婆慢慢走。’走在中间的唱：‘前头领路狗，后头吃屁狗，当中太公太婆慢慢走。’”，很显然，自己未曾听闻过是不会做出这么贴切的说明的，当然这样的注释很少。
在《绍兴儿歌集》全部223首儿歌中，有好多首很相似，比如第4、65、148三首都名为《七岁姑娘》，母题基本一致，详略和内容颇有差别;再比如第6、151均题为《蟢子窠》，它们与第141《喜鹊叫》、第144《喜鹊窠》其实都是一个母题的异文。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母题与上述《七岁姑娘》在内容上也有很多交叉。这样不厌其烦地选录，显现了周作人对儿歌异文性的深切认识，这对于歌谣母题一类的研究，大有帮助。
周作人对于“儿歌”概念的理解，也有其独特之处，他在序言里说：
我这里总称儿歌，严格的说来，有些从内容说，不是儿童所能懂的。但是普通说儿歌总是包括母歌在内，即是大人唱给小孩听的，因此这里头就多少有别的歌词混和在内，尤其是保姆所唱，有些更是山歌或情歌的断片。这是不可免的事实，我们只能顺其自然，一律以儿歌看待，不再勉强加以分别了。
我们从《绍兴儿歌集》所选录的歌谣中，可以印证他的这一理念。除了公认为儿歌之作之外，还有很多是成人的歌，这里面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比如第13首《啐》，歌曰：
啐，啐，啐!
狗身里去，猫身里去!
周作人自注：“此言所受的惊恐归到猫狗的身上去，系大人们所说，非儿童自己歌唱。但小儿出惊时，自抚其膺，唱道‘啐，啐，啐’者，亦常有之。”这还是与儿童相关的事情;还有主要是大人之事的，比如第39首《年年高》，歌曰：
年年高，节节高，
稻蓬叠起半天高。
周作人自注：“此盖农家新年歌颂之词，儿童习闻而歌之者。”这样的祝诅类歌词，儿童或传或不传，没有定规，周作人只能按照自己的童年经历来判断取舍。至于保姆等唱的纯粹是大人世界的歌，像周作人说的“山歌或情歌的断片”之类，也有不免被儿童传唱的，比如第165首《人家个公》和第166首《人家个婆》，都是数落老公、老婆之缺陷的，以《人家个婆》为例：
人家个婆像个婆，
抱儿领孙笑呵呵。
我个婆来弗像婆，
三镶烟管着地拖，
扪盖茶碗喝一喝。
这当然纯然是成人世界的事情，与儿童似乎无关，但因为颇有戏谑讽刺的意味，也容易被儿童歌诵。所以，单从内容上考虑，儿歌的边界到底多宽，可以容纳多少成人世界的歌谣，向来并无定规。周作人的态度是“这是不可免的事实，我们只能顺其自然，一律以儿歌看待，不再勉强加以分别了。”这一宽泛态度也给他惹来不少麻烦。在保存该手稿的袋子里，还保存有一份上世纪60年代某君对该稿本的“审阅意见表”，其中指责该集种种缺陷时，就曾说到集内“还有许多是一般的歌谣而非儿歌”，所举证的例子就包括这两首，说明该作者不愿意对周作人的态度表示同情，除去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外，应该说在理念上也大有不同。
该“审阅意见表”指责《绍兴儿歌集》编订不伦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还有许多只是小儿信口念叨的片言只语，构不成歌谣的”、“有一些应是谚语拗口令”等，这也反映出对“儿歌”概念的分歧。中国古代对于歌谣有自己的分类习惯，经常“谣谚”合称，杜文澜所编《古谣谚》即是。就算《越谚》，也是歌谣和谚语并存。事实上，周作人从中选取儿歌时 还是有其尺度的，《越谚》中大量的单词或词组，他都丢弃了，他所选取的那些最简单的儿歌，至少也有两句，并且带有一定的语言韵律。比如被“审阅意见表”批评的第45首“人大生计策，树大生桠杈”，是可以当做谚语，但又何妨当做歌谣呢?因为汉语很容易整齐押韵，谚语也多有两句或两句以上的韵语形式，这与西方谚语大多无韵律是很不相同的。至于拗口令，正有一种特殊的语言韵律，当然也有被当作歌谣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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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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