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体研究第二义
任何一件原始艺术作品、民间口头创作和民间艺术作品，作为文化的一个小小的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一定的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当我们研究这些作品时，只有把所要研究的作品放到它原初的生存环境中去，才能真正了解它、阐明它。这就是我在篇文章中所要说的“整体研究”的第二义。
马林诺夫斯基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书里讲述他对民间故事的整体性研究时说过：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每个故事怎样一套一套地说，乃是社会的关系。说法本身自然十分重要，但若没有社会关系作上下文，作布景，便是死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有了讲故事的姿态，于是故事的兴趣也可提高，故事的本质也可明了。讲述人的表演，有声有色，听众的反应，有动有静，在土人看来，都是与故事本身同样重要的。社会学家也该自土人之间寻找线索。讲述人的表演也当放到适当的布景以内——那就是一天的某一时，一年的某一季，以及出了苗的园子候着将来的工作，童话的讲述可有略微影响丰收的巫力等背景。我我们也不要忘记这种引人发噱的故事的私有制，社会功能与文化使命等社会布景。这一切素质都是同样有关系的，要在故事的文本以外加以研究。故事乃是活在土人生活里面，而不是活在纸上的;一个将它写在纸上而不能使人明了故事所流行的生命围氛，便只是将实体割裂了一小块给我们。[3]
马林诺夫斯基在这里描绘了土人讲述民间故事的社会文化环境，令人信服地指出：“故事乃是活在土人的生活里面，而不是活在纸上的;一个将它写在纸上而不能使人明了故事所流行的生命围氛，便是只将实体割裂了一小块给我们。”研究老百姓讲述的故事，必须将在什么场合、什么季节(时刻)、当着什么听众(男、女、老、少)、听众反应情况、有无巫力、当地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加以综合考虑，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如果置上述诸文化因素于不顾，只将记录下来的故事文本进行一般文艺学的研究，那就会使人无法了解故事文本背后的深层意义，甚至带来错误的印象，因此是绝对不可取的。
这种情况，对于神话尤其重要。因为神话作为原始艺术，大多是与原始人的仪式相伴而生的，除开那些讲述事物来历的推原神话和以世俗生活为核心的神话。神话与仪式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神话作为仪式的观念，仪式作为神话的形式。如果不把讲述神话的小环境和大环境(氏族文化的传统)作整体的考察，那就不仅不能得其要领，反而会堕入五里雾中。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在《人论》一书中写道：
无论从历史上说还是从心理上说，宗教的仪式先于教义，这看来已是现在公认的准则。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把神话分析到最后的概念要素，我们也绝不可能靠这种分析过程而把握它的活生生的原则。这种原则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它只有根据行动才可描述。原始人并不是以各种纯粹抽象的符号而是以一种具体而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情绪的，所以我们必须研究这种表达的整体才能发觉神话和原始宗教的结构。[4]
卡西尔在这里就神话与(原始宗教的)仪式的结构所发的议论，从一个角度指明了对神话进行整体研究的重要性。不同时研究表达原始人的感情和情绪的“具体而直接的方式”，就无由发觉神话与原始宗教的结构，从而也就无由了解神话的意义。美国当代神话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1934— )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他在为西奥多·H·加斯特尔的《神话和故事》一文所作的评点中说：“就其鼓励文学家研究神话的口头文本而言，神话-宗教仪式的解释，对神话研究具有有益的效果。神话研究的目的，不只在其本身，而在于它们存在于其中的文化的其他方面的材料。”[5]
笔者对此有曾一番亲身的观察。1986年参加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考察队在广西三江县侗族考察时，参加了宣讲“款词”的仪式。“款词”的内容并非通常所理解的文学性的神话，而是在一种庄严的仪式上由一位德高望重的村寨老者(寨老?祭司?)向本族的成员(限于男人)宣读一篇包含有民族迁徙历史、事物来历、法律准则等内容的文告。其中多含神话。但这种神话确非纯艺术的构思，其作用(功能)也非给人以艺术的欣赏，而是作为仪式的内容的一部分，作为不可更易的氏族或村寨法规，要群众遵从的。如果不把记录下来的神话文本连同宣读“款词”的仪式及其功能联系起来研究，可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在考察研究口传民间创作时，除了十分重视作品的演唱环境对作品的关系，将其与作品本身作统一的理论观照外，还必须把民间口头创作与相关的民间艺术品进行参照研究。在我们已知的世界各民族(包括我国各相关民族)的岩壁画和洞穴画中，几乎每一幅画面的背后，都隐藏着神话、故事和原始宗教的内容，而这些神话、故事和原始宗教的背景，有的还在民间流传着，有的业已失传，变成了不可索解的历史之谜。
被原始艺术家认为属于古代东夷部族遗留下下来的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以三块主石为中心，在它周围组成三组排列有序、内容不同的画面，雕琢了人面画、农作物、兽面纹、太阳纹、星象纹和各种符号。据研究，在这幅由三组构成的岩画背后，是东夷人部族(“人方”部落)“敬天常、建帝功”，全氏族成员向苍天表示最高敬意，歌颂农神的功德，祝愿农神赐福人民、德被人民的祭祀仪式的写照。[6]
要解开花山岩画之谜，除了考古发掘、历史记载、民俗文化可资参证外，流传在民间的那些活生生的传说，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读判断岩壁画的作画年代这类问题，也许不是可信赖的助手，但对于研究岩壁画的题材内容、画面形象、宗教观念、象征意涵一类问题，却未必不是一些重要的参证。[7] 反过来，要研究流传在左江流域的传说，就离不开左江崖壁画。左江崖壁画作为古代先民留下的空间艺术，记录的虽然是一瞬间的画面，截取的虽然是生活史的一个剖面，但由于这一瞬间的画面、这生活史的剖面是由物质手段作依托、所固定的，因而对传说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证作用。
将军崖岩画也好，左江崖壁画也好，它们与民间口头文学有着内容、观念上的互渗，只有作综合的考察，才能接近认识的正确，这正是整体研究的要求。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