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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创作是与人类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的，因此从其中可以找到历史生活的回响和遗迹。民间文学诗意地反映了历史现实，奇特地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但它本身又不是绝对符合历史真实的历史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征引和评价前阶级社会的口头创作时的最大历史功绩，是他们创造了将任何民间文学现象同产生这些现象的历史现实联系起来，把社会—民族学的方法同民间文学的美学评价结合起来研究的范例。从此，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指导下的新观点、新方法论体系;从此，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形式主义方法论，再也不能成为国际民间文学研究中的进步的、主导的力量了。
马克思、恩格斯对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下的口头文学的发展，给了科学的、历史的论述，他们认为这个时期，特别是它的后期，口头文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荷马的史诗和全部神话”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之一，而在荷马的史诗中，特别是在《伊里亚特》中，反映了“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9]同时，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把前阶级社会的口头文学分为两个时期：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这两个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的时代的民间文学，总括起来反映了父权制同母权制的斗争，而最终，母权制让位给新起的父权制，用恩格斯的话说，即“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10]即使这样，恩格斯仍然将这两个时期加以区别，他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表明，在更早的时期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已经由于男子的统治和女奴隶的竞争而降低了。”[11]恩格斯为了论证这一命题，还运用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Völuspâ》(神的薄暮与世界灭亡之歌)的材料，从其中“兄弟们将互相仇视，互相杀戮，姊妹们的儿子们就要毁坏亲属关系”的歌词，得出了“甚至在产生《女预言者的预言》的海盗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关于母权制的回忆还没有消失”的结论。[12]此外，他还引用过《尼伯龙根之歌》、《希尔德布兰歌》、《谷德隆》各等材料。恩格斯在论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 ，更是大量地、然而是有选择地援引了民间文学的材料，把它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旁证之一。我们从这些例子中，不仅可以看到民间文学材料是怎样反映了历史现实，成为真正的历史的伴随着，而且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这些材料的态度和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前阶级社会的民间文学的第二个贡献，我以为，是指出了史诗等艺术的某些形式，是在艺术生产一旦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并且达到其全盛期的，而在“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给神话的创造下了准确的科学的定义：“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3]，从而在对艺术发展的具体分析中，得出了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艺术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对于评价一般的民间文学的发展，当然也是极为重要、而且完全适用的。他写道：“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14]在这里，马克思不仅看到了艺术发展同社会发展之间的这一矛盾，而且分析了这一矛盾所以产生的原因。他说：另外的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便不能为古典神话提供土壤。同样，根据马克思的论断，与一定的历史时代相关联的民间文学形式，在这个历史时代过去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复现的。
因此，马克思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艺术的美学价值与对后世的艺术的影响问题，他说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供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5]
三
马克思、恩格斯对阶级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人民的民间文学有更深刻的了解。
他们在研究这些历史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时，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根据时代的要求和是否反映了作品所由产生的时代真实的原则，对作品进行了审查，从而提出了批判地研究并接受民间文学遗产的口号。这条原则和口号，仍是我们今天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中应当加以继承和发展的。
前面提到的恩格斯在早年写作的《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驳斥了当时德国的所谓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约赛夫·戈奥列斯的观点：在浪漫派宣传泛日耳曼主义、沙文主义的反动活动猖獗的时候，提出历史的、批判的原则是适时的、迫切的。
恩格斯从两方面肯定了中世纪的德意志民间故事书，即娱乐劳动者的使命和认识教育的使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贫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6]
恩格斯所以开宗明义对德国民间故事书做出这样的评价，是因为它从中看到了“时而带有很大的淳朴性，时而带有绝妙的幽默感”，“很能满足人们愿望的故事”，看到了那“有大胆的年青而又崭新的感情，可以作任何一个漂泊的学徒的榜样，虽然他现在还不必去同蛟龙和恶人作斗争”的英雄人物(《天下无敌的吉格甫里德的故事》);看到了“以青年的力量抵抗查理大帝的专制暴君的权力和在国王面前也不怕用自己的手来为受到侮辱报仇的大胆的倔强气概和不可制服的反抗精神”(《海蒙的孩子们》、《佛尔图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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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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