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波顿并非对我们的情感要求一无所知，相反，在“温情”和“悲悯”这两部分中，他讲到了我们对于超越力量的依赖感：“一个人能够接受自己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在基督教看来，这是道德与精神健全的标志。”他提醒我们：“在拒斥迷信时，我们理当谨慎从事，不应贪图一时之快，忽视了那些往往不太为人看重的心理渴求。要知道，宗教倒是非常成功地体察了这些渴求，并且不失尊严地化解着这些渴求。”
现代性的主体主义使得现代人特别无法接受人之外(超越人)的超越性力量。而一切宗教则是以承认这种超越性力量为前提的。现代人对自己产生的一些物质成就沾沾自喜，变得无比狂妄，干脆把上帝也杀了。但德波顿看到，这是非常危险的：“在一个无上帝的社会里，生活中的重大危险就是，它缺乏对超然存在的提醒，因此，一旦遇到扫兴的事情乃至最终的毁灭，我们难免手足无措。既然上帝已死，人类便增加了站到心理舞台中央的风险，而这点对人类恰恰是有害的。人类想象着自己是自身命运的主宰，于是乎践踏大自然，忘却大地的节律，否认和否定死亡，不愿敬重自己抓不到手中的一切东西，直到最终在锋利的现实面前撞个头破血流。”现代人没有敬畏感就是由此而来。而宗教不但产生于人的敬畏感，它也“教育着人们，能看到自己的微不足道是大有裨益的”。但一个不承认宗教的无神论者，如何能接受宗教的这种自卑教育?
在“艺术”和“建筑”两部分中，德波顿用基督教的艺术和建筑来说明宗教的用处。宗教从来坚持艺术的教化功能。“按照基督教标准，优秀的艺术家应当能够成功地激发道德的和心理的重大真理，这些真理在日常生活的纷扰中正在失去对我们的控制力。”基督教的艺术在这方面是成功的。相比之下，否认艺术道德教化功能的现代艺术，除了它值多少钱还能给人印象外，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宗教建筑也是这样，“天主教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是，我们需要在自己周围拥有好的建筑，这样才能成长为良善之人并且保持这一状态”。基督教的那些宏伟教堂的确能激发我们的敬畏心，“在这些教堂里，我们可以放下平时的顾虑，正视自己的微不足道和庸碌平凡……”这就是宗教艺术和建筑的用处。
德波顿在最后提出，宗教在利用体制方面做得很成功，体制相当于公司这样的组织，相当于品牌和公司内部标准化的行为方式，通过这样的体制，“宗教给那些本来总是细小的、凌乱的、私人的东西赋予了规模性、系统性、外向性，为我们的内心感受充满了内容”。他提出：“我们应当创立能够满足内心需求的世俗实体，它们应该具备商业公司目前为满足人们的外在需求而展示的全部力量和技巧。”“我们固然不必秉持宗教的或者超自然的信条，但依然需要借助固定的仪式，来更好地品味诸如友谊、群体、感恩、超然等概念。我们且莫以为能够自行通达这些境界，大家还是要借助体制来提醒自己心中的这些需求，如此才能保证滋养我等心灵中最健忘、最缺乏自知的部分。”
这些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却忘了，宗教体制是附丽于信念的，没有信念，体制就成了纯粹繁文缛节、束缚人的东西了。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体制当然是要的，但产生宗教的那种情感和信仰更重要。德波顿这部谈宗教的书谈了许多问题，惟独不谈对于宗教最重要的信仰问题，反而要人不必秉持信仰，这恰恰反映了现代人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特征，即不问信仰，但问有用与否。但信仰恰恰是不管有用或有利与否的，信仰讲牺牲、讲献身、讲忘我、讲超然、讲神圣，惟独不讲利益。信仰，是建立在理想和真理基础上，以约束自身甚至牺牲自身的利益为条件的。各种宗教通过它们的教主、圣徒、先知、高僧大师的嘉言懿行，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宗教在现代世界的式微，不是由于科学昌明，近代许多大科学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充满宗教情怀的人;也不是由于什么思想解放，而是由于现代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于这种人生观来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是有实质意义的，这就是物质利益。但利不等于义(意义)，义是一元的，利是多元的，多元之利彼此冲突，结果就是这个被称为后现代的时代的价值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特征就是没有信仰，在这个虚无主义时代，由一个无神论者写给无神论者看的谈宗教的书，不谈信仰又有什么奇怪? ■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3-03-17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