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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也对宗教持明确否定的态度，虽然他早年也写过《佛教护国论》这样的文章，认为“国无教，则人近禽兽而国亡”。但很快就改变了看法，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的，宗教产生于无知，科学昌明后，宗教就走向没落了，“宗教只是人类进程中间一时的产物，并没有永存的本性”。宗教信仰就等同于迷信，所以是“学问进步之障碍”，“社会之流毒”，“不足征信也”，“将来必被淘汰”。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是没有宗教存在的余地的”。
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其他人，都是以现代性知性的态度和社会学科学主义的眼光来看宗教，完全忽视了宗教内在人心的根源。辛亥、“五四”的一代人甚至都不承认宗教的道德作用。蔡元培在别的一些问题上受康德的影响，惟独在宗教问题上比康德走得更远，他说：“孑民对于宗教，既主张极端之信仰自由，故以为无传教之必要。或以为宗教之仪式及信条，可以涵养德性，孑民对之，以为此不过自欺欺人之举。”道德靠美术来培养，而不是靠宗教。宗教早晚要为哲学所取代：“将来的人类，当然没有拘牵仪式，倚赖鬼神的宗教。替代他的，当为哲学上各种主义的信仰。”现代性的理智主义使他完全忘记了宗教的情感性要素。
在宗教问题上，胡适的激进堪比他所反对的共产党人，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在今日的中国，在宗教信仰向来比较自由的中国，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那么，我们正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这样的自称并不算是武断，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于证据的。”很显然，胡适是从现代理智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宗教视为一种经验陈述，因而仅凭外在证据就可以决定真伪。宗教、有神论，在他眼里就等于迷信。宗教不但无益于人生，反而“处处反乎人情”。他完全认同现代性否定宗教的超越性，而让人自己来代替神的地位的世俗化思想。他要求人们“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朽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这段话充分反映了现代人把上帝赶跑，把自己视为上帝的态度。有这种态度的人，自然不会再有依赖感、敬畏感和向往感，而只有对自己能力的无比自满与自信。若干年后，一首“民谣”以更加直白和肆无忌惮的语言，说出了同样的现代人的自命不凡：“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宗教的无用之用
现代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普遍对宗教的态度是一致的，都是一种现代性的态度。现代性是一种理智主义的态度，对于任何事情都是以目的理性为准绳，以有用没用为依归。它只承认，甚至放大本能意义上的感觉(欲望)，为此感觉-欲望服务，却根本无视超越生物本能和功利计算的情感。《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尖锐的揭露：“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和自力挣得的自由。”现代人普遍的宗教冷漠，主要不是由于启蒙或别的什么思想运动，而是源于现代性的生活观和世界观。从根本上说，现代人大都是无神论者，无论何方神圣，在金钱面前都要退避三舍。德波顿之所以要把他关于宗教的书写给无神论者看，就是因为看到了无神论者(公开的和隐性的)构成了今天西方人的大多数。
要让只能以目的理性的方式思维的现代人接受宗教，只有让他们相信宗教是有用的，而不是出于什么人类最深沉的情感;并且套个近乎，声明自己是与他们同样的无神论者。德波顿说他“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认同宗教中的超自然内容”。这样，可能会吸引许多读者，但他对宗教的论述就不可能深入宗教的堂奥。不过他也不想研究宗教或认同宗教，而只想告诉人们“其中所包含的诸多有益要素”，证明宗教对现代人还是有用的。
虽然各种宗教的教规、教义有不少不但不能促进人谋利，反而有碍于人逐利，虽然宗教绝不是人类功利心的产物，但这绝不是说它不能在人类实际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宗教能够“丰富世俗生活，促进个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友爱”，不怀偏见之人都会承认，毋庸德波顿再来重申。但德波顿还是从九个方面细数了宗教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是能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培养群体归属感，能够让我们深感人间需要彼此的关爱。但宗教靠什么来做到这一点?德波顿说靠弥撒。但对于由于不信神，因而从来不进教堂，不做弥撒的无神论者来说，这不是在对牛弹琴?只有有共同信仰的人在一起参加一个精神活动，他们才会有群体感和团结精神，他们才会在教堂宏伟的建筑和庄严的气氛中感到个人世俗的名利无足介怀。没有信仰的人即便参加弥撒，恐怕想的不是神职人员的说教，而是股市的涨跌吧。更有想象力也更可笑的是德波顿建议餐饮业模仿基督教的会餐制，搞什么“博爱餐馆”，在那种餐馆里，“穷人与富人，黑人与白人，虔信者与世俗者，偏执者与平衡者，打工者与管理者，科学家与艺术家，都将同桌共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能有这样的餐馆已经是个不小的问题，即便有，坐在一起吃饭的人能否因此产生兄弟情谊，更是一个问题。大概只有非常天真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博爱餐馆”的设想不是一个乌托邦。
德波顿是个畅销书作家，畅销书作家总是会通过迎合读者来赚钱。德波顿告诉他的读者，宗教认为如果不时不时出点小轨的话，我们的身心就一定会毁掉。“假如我们希望拥有运转自如的群体，就不能对人性抱天真幼稚的想法。我们必须充分接受自己身上破坏成性、对抗社会的深层情绪，我们就不应当把纵酒宴乐、胡作非为扫荡到社会边缘，只留给警察来收拾，或者留给评论家去评头论足。我们应当给混乱胡闹留出一个肆意挥洒的空间，大概一年一次吧。”允许放纵就是宗教的用处?各种狂欢节、嘉年华或别的什么现代名堂不比宗教更名正言顺，更来得无所顾忌?
令人奇怪的是，主张宗教的好处在于允许我们出轨的德波顿，却也把基督教的原罪论视为它的用处之一：“原罪论让我们理解到自己所鄙视的自身缺陷实乃人类这一物种不可避免的特征，由此鼓励我们一点一滴地寻求道德的完善，我们因此可以在朗朗乾坤下坦承缺陷并努力改邪归正。”此话说得很对，但原罪论是一种宗教教义，它只对信众有效。因此，宗教的这个用处在无神论者那里大概使不上。
不过德波顿在谈到宗教的道德观时有句话说得比较深刻，就是“宗教的道德观表明，过于强烈地反对他人把自己当孩子看待，这终究是不成熟的标志”。人是需要引导的，尤其是超越者的引导，这古人比我们更明白。各大宗教就不用说了，神佛教主、圣人先知就是引导者。而在中国，《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都是差不多的意思。“自由主义者在执迷于自由时却未能看到，我们自小就需要他人的约束和引导。”实际上是根本否定了人需要引导，以至于现代人的行为日益危险乖张。
德波顿主张宗教是一种特殊的人文教育，也说到了点子上。现代教育的商业化、技术化和实用化，使得人文教育越来越走向边缘。人文教育是对人的情感、志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综合培养，它的目标不是学生的外在事业，而是内在成就，就是学生的成人。它是一种对人的教化，而不是训练。而宗教(如基督教)看重的恰恰也是人的教化。不仅仅是灵魂的培养，更强调身心双修，这恰恰是现代教育所缺乏的。“宗教认识到我们既是认知的动物，也同样是感性的动物，故此深知需要采用各种可能的资源来影响人们的头脑。宗教的许多方法，尽管与当代教育的理念相去甚远，但仍应被视为是必不可少的。”但要让宗教的教育理念在今天起作用，我们还得追问它为何会有这种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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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3-03-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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