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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李列系云南个旧彝族，过去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小说研究，200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刘铁粱教授指导下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其间个人的学术道路也随着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增强而发生了重要的转向，这部著作虽然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就其选题、论域和研究方法而言，也得益于他前期关注现代学术史的知识积累和治学经验。就我个人所知，从问题意识的确立到论文写作的推进，其间历时近四个年头，作者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其工作态度和求证精神是难能可贵的。针对现代中国彝学研究中的关键性缺环，他力图广泛搜求和系统梳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种学术信息，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等资料重地潜心阅读，仔细搜罗，占有了大量的现代学术资源，为其论述构成了坚实的资料学基础;同时还对相关的彝学研究者进行了认真深细的专题访谈，其间得到了岭光电先生和曲木藏尧先生的家人和亲友的鼎力支持。这种方法论上的文献研究与口述史的并重，将文本阐释和学者个案法统合为互动性的研究策略，使他在“现代彝学”的学术史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方向，先后发表了《现代彝学的建立与学术转型》、《彝族指路经的文化学阐释》、《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彝族研究》、《现代学术史上的彝族主位研究：以岭光电和曲木藏尧为例》、《学术中国化思潮与现代彝族研究》、《“施教”与“治夷”：凉山彝族调查报告研究》、《现代期刊与现代彝族研究》等论文。通过以上的学术实践和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对相关的前人论述进行细致分析，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彝族研究特点和规律进行综合论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彝族研究史的细部面貌和整体概况呈现到了我们的面前，弥补了国际彝学研究中的这一学术缺憾。
作为首部在彝族研究这一跨学科领域中的治史之作，其学术难度和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的知识范围内，觉得彝文文献、汉文史料乃至外文文献方面之遗珠、相关学者的师承关系、治学道路及其评价定位、学术史的反思与学术精神的重构等方面也还存在有待商榷、充实或完善的地方。从全书来看，或许是过于注重“时间”与学术史之间对应关系，作者在材料的取舍和详略方面也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例如，马学良先生的《历史的足音》与《彝族经籍文化辞典》都是其晚期完成的重要成果，但与其“新学术之路”和前期研究不可或分，在“学术史”里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反映;再者，对于“中央研究院”在我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构中的作用及其在边疆民族研究中的“国家行为”与学术群体之形成的相关讨论尚嫌薄弱。但是，毕竟瑕不掩瑜。该著不仅第一次为我们系统描绘了中国现代彝学从发端到发展的全景，更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史反思的系统参照和评价体系，从而为国际化学术格局中的中国彝学研究及其研究范式的转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可谓 “功莫大焉”。
总之，这一系统性、阶段性的族别研究学术史，既是有贡献的劳作，也是有价值的成果;既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也有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和前沿性意义。作为同道，这里我要感谢作者的努力和辛劳，让我们得以系统领略中国现代彝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学人行迹和发展格局。倘若我们不能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本土彝族研究有深入的理解，我们的中国彝学及其学科建设就会缺乏根基。相信随着该著的出版，其重要的理论视界和实践方法对推进中国彝学、国际彝学乃至中国少数民族的族别研究史都会提供有益借鉴。作为同道，我也希望李列将以此书的面世作为自己治学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在彝学研究的学术史方向上再接再厉，不断深拓。我们这一代学人，只有以更高远的学术理想、更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更扎实的学术实践来承续和发展彝学研究前辈们的未竟事业，才能在彝学研究的国际化学术对话中找到中国本土学术传统的意义世界。谨此兼与作者同勉。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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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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