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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大半年后，满足了玩心的我，也再没有与这位一如既往繁忙的走阴朋友往来，但知道由于他的技能、专长，他及其家人的生活境况越来越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利用自己走阴的特长，他早早就成功地将自己及妻儿共计五口人“农转非”，带进城市安居乐业。在城乡分野森严，农村户口和非农村户口壁垒依然坚固的20多年前，这是很多乡野草民不会去想的事情，也是那些在乡间有着一官半职却又是“半边户”(夫或妻有一方是农村户口)的官人们有心无力，常常望洋兴叹的事情。反之，同期的我还是一名不思上进，藐视奖状，令一本正经的校长头疼的乡村小学教师。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启程来北京读书时，并未收拣好那本当年常常是在夜深人静时奋笔疾书的走阴记录，而是懵懂地将之与很多昔日的其他笔记一火焚之。
2010年暑假，在送母亲进医院之前，同样绝望无助的姐姐还曾尝试找我这位走阴的朋友，辗转通过很多人才知道繁忙的他，“谈笑有鸿儒”的他已经很难抽身光顾我们这些白丁了。最终，在母亲再次发作而精疲力竭时，从“不迷信”的父亲和我们受过多年学校教育还是偏向于“大”医院的姐弟四个不得不将母亲送进了医院。
如果我是个基督徒，我会毫不犹豫地每天为母亲祷告!如果我没上过学而滞留村里，我会天天陪伴母亲身边，直面她的疾病!如果我不是什么都不信，我肯定早就放下手中所有的一切为她寻求种种解救之法!如果不是为了所谓的学术与饭碗，在母亲正难过时，我也不会有些矫情地，面带微笑却内心酸楚地面对华北乡村父老的苦难!如同母亲，我被我所受的教育、被我存身的社会、被我自己的思考，被我自己层层剥茧式的追问撕裂了。自从母亲生病后，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与母亲其实没有多大分别。恍惚中，耳畔时常回响的是终生被放逐、禁锢，也自愿流浪的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César Vallejo)诗句：
在这世界上有一个地方，
我知道它，但偏偏
我们永远无法抵达。
哪怕我们的脚，
一瞬间踏上了它，
仍然如同从未到达。
此生中我们不时看见它，
这个地方走啊，走啊，
走成了一串地点。
在比我本人还要近的地方，
在比我这对卵黄还要近的地方，
我隐约看见它总是离命运很远。
最终，还在北京活着的我，竭力使自己清醒的我，研习民俗却在学术圈外绕圈的我将母亲的病归结到了我的自私与母亲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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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3年第2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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