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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现代神话学是在引进西方学理与继承本土学统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根据“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假说，现代学者抛弃了今文家的“语境化”研究方法，延续了古文家的“文本间”研究方法。以科学理性的方法重建无语境的传统文本，既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文化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民族共同体对文化、历史合法性——“本真性”——的论证要求。中国现代神话学关于“中国神话历史化”的理论命题和“文本间”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证明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有效，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材料的同一性关系与文化间的不平等关系;而另一方面也使本土材料由此丧失了参与修葺普遍性理论的机会，并且以无语境“纯文本”的建构掩盖了其真正的当代学术语境。
22年前(1980年)，马昌仪先生撰写的《人类学派与中国近代神话学》[1]一文阐述了对中国现代神话学影响最大的西方进化论人类学神话学派的方法论问题，本文则是作为学生的笔者研读该文的体会。当然，在本文中学生与老师当年的考察视角已有所不同，这应视为时代思潮变迁包括学术思想变迁的结果。简要地说，当年老师的问题是：他们怎样研究?他们如何达成了对于“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合理解释?而今天学生的问题是：他们为何研究?他们所达成的对于“本真性”的合理解说最终导致了怎样的阐释关系?
壹、 引言
中国现代神话学是在引进西方学理与继承本土学统的碰撞中产生的。以茅盾和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一代大师曾分别从引进学理和继承学统两个方面将中国现代神话学推向前进：茅盾等人引进了现代西方神话学的核心观念及其理论(包括分类)体系;而顾颉刚等人则主要继承了本土传统解经学的支流(或云“异端”)——晚期辨伪学派的基本思路和考据方法。中国现代神话研究始终处在上述两种学术力量的强大影响之下，并最终取得了两种学术取向之间的有效兼容——其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是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和闻一多《伏羲考》[2]——从而建立了一种融会中西、古今的现代学术新传统、新格局。从学理方面说，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新传统可以简要地表述为：引进西方现代神话观念及其理论，结合本土传统的实证方法，重构中国古代的神话系统。上述简单的归纳肯定不会是全面的，因为新传统本身呈现为一种开放的结构和动态的过程。就理论方法言，流派纷呈;就研究对象言，也绝不仅仅是古代的和汉语的神话。[3]但是，借助西方现代的神话观念、理论以及本土传统的研究方法重新解释和建构中国古代的汉语神话，始终主导了中国现代神话研究的大方向，并且是最富理论深度的研究方向，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文对中国现代神话学学科问题的讨论也就主要落笔在这一领域。
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神话研究领域时，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新传统已然确立，在我们这一代学人面前，早已经树立着一座座学术丰碑。我们受惠于这个新传统，我们站在这个新传统开辟的学术基地上，按照已经确立的学术范式做我们的功课或作业，我们的功课和作业只是前辈学者尚未解决的一些具体的学术难题。于是我们就专注于那些具体的解题诀窍，却不再反思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新传统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我们相信，这些基本问题前辈学者已经解决或者基本解决，因此，只要我们专心致志地沿着前辈开辟的学术道路、规定的研究范式继续前进，就一定不会走上岔路。我们不再思考新传统所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特别是我们不再考虑，我们的前辈学者的学术渊源本身是否应当接受批判性的反思。
本文的学科反思集中于如下问题：①中国现代神话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什么?②现代学者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所昭示的中国现代神话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对于神话研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学者们向来都有各自的表白，但一般说来，这种表白多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也就是说与学者个人的生存状况有特殊的关联。而一门学科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却不是本学科全体学者“个人宣言”的简单集合，学科的基本问题隐藏在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同时也体现在学术成果的社会效应当中。本文并不打算直接考察中国现代神话学的社会效应，而是集中讨论中国现代神话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普遍(或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即马昌仪先生所云中国现代神话学者采用的“惊人相似”的“理论武器和方法”。 [4]之所以选择研究方法作为本文考察的切入点是基于笔者的如下信念，即：我们究竟怎样研究(how)是与我们研究什么(what)、为什么研究(why)、代表谁(谁在)研究(who)、在什么样的条件(语境)下研究(when/where)密切相关的，因此，对于研究方法的讨论正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学科基本问题，或者说理解学者自身的特定角度。
但是，对于中国现代神话学的研究方法，本文又不打算做普遍归纳式的考察(完全式归纳本不可能)，而是希望借助处理一具体案例，揭示中国现代神话学接纳西方现代学术的神话理念和继承本土传统学术的实证方法的深层理由，亦即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引言”的以下部分几乎就是本文的结论。在一般的叙述过程中，结论本应是叙述的终点;但在本文中，笔者将其提前到“引言”里，使之成为有待笔者和读者共同检验的预设。
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新传统所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话”这个日本学者首先创造而为中国学者所采纳的汉字学术语汇。“神话”的原英文对应词是myth，英文myth又是源于古希腊文mythos，因此，myth或mythos作为学术语汇在西方原有自古希腊以来的历时性语言约定。相反，“神话”在汉语历史上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语言约定，即作为日常语汇的、前学术的语言生成史。在此，笔者并不坚持认为没有本土历史语言约定的域外理念根本就无法借以反观中国文化，实际的情况是，引进域外理念大大开启了我们理解本文化的新境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相异的地方性知识(中、西文化都可视为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对话，以求得对既有的(源于西方的)理论的有效修葺，从而使之上升为具有更强涵盖力和解释力的普遍性知识。本文暂不介入神话学基本理念、范畴的论争，而是临时认同既往神话学者和一般读者对于“神话”的经典定义和日常定义——“神的故事”。[5]笔者倾向于认为，任何对理论的修正都需要在理论与经验，以及不同文化的对话中生成。因此，对于基本定义的修正并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情。
但是，当现代神话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借助“神话”这一在古代中国并没有历史语言约定的学术概念反观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时候，学者们立即发现，中国古代汉语文化中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神话，或者中国神话具有与西方神话不同的形态。但是，现代学者相信，myth是一具有普遍性质的范畴，尽管其发生于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但这并不妨碍全世界的学者借助这一概念研究各自的本文化问题。如果源于myth 的“神话”概念不能用于特殊的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中国历史的解释，那么myth的普遍性将遭到根本性的质疑。然而幸运的是，近代以来的神话学者并不抱有如此悲观的看法;他们之间的共识告诉他们，myth之所以不能有效地用于观察和解释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原因不在于概念本身，而在于中国神话在本文化的历史上很早就发生了“历史化”的变异。这也就是说，神话的原始形态是世界性的，是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化所共享的，因而是可以相互比较的。古希腊史诗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神话，而中国古代的汉语经典则没有圆满地完成保存原始神话的任务，于是，myth才易于解释古希腊神话而不易于解释中国神话。但是，经过修订以后的“原始神话”的概念则开放了神话研究的视野，能够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族和文化纳入到神话研究的范畴当中，因此，尽管对神话的研究已经悄悄地变成了对原始神话研究(在创造“神话”这一汉语词汇时，“神话”概念本身已包含了“原始神话”的意思)，但由于希腊古典神话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神话并使之高度艺术化了，[6]因此，源于西方语汇的myth这一概念也就不必要根据“他文化”的现实作实质性的修正而只需要作局部性的调整。就这样，经过局部调整的“神话”(即“原始神话”)概念以及“神话历史化”命题就成为西方理论以普遍性的姿态进入中国古代汉语文献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在针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原始神话”的概念负担着特定的指涉，即历史化以前的神话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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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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