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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清先生的研究方向很多，所取得的成果巨大；但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他最大的贡献是推广中国文化，提高俄罗斯汉学在世界汉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先生（1932.9.7-2012.10.3）去世了。消息传来，我扼腕叹息！尽管知道他病重，但传来这样的噩耗还是觉得突然，令人难以接受。
李福清先生是俄罗斯优秀的汉学家，我与他本人相识于2004年，之前读过他的一些书，对我的学术研究与整个生活影响很大。说起读他的书，这要追溯到1991年春天，当时我在圣彼得堡与外婆逛涅瓦河大街书店，看到了李福清先生编著的一本书——《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拿来翻看，甚是喜欢，于是请外婆把书买下。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刚上学不久。这部书是一本画册，当年由他与中国学者王树村先生联名出版，有俄、中两种版本，我当时看的是俄文版。画册里有许多中国近现代的年画，风格各异，既有粗犷的，也有优雅的。而且画面颜色大都很鲜艳、生动，引起了我的兴趣。由此，也知道了李福清先生这个人。至于我对中国年画的兴趣，这要追溯到我的生长环境。我生长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那里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比如陶瓷、漆器、景泰蓝、青铜器、绘画等。圣彼得堡在十月革命之前是俄罗斯的首都，沙皇贵族与一些学者收藏的艺术品都存放在博物馆并对外展览。因为这些艺术品中包含许多来自中国的藏品，由此，我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些了解。年画也是博物馆的收藏之一，而李福清先生一生致力于研究这些中国的民间艺术。
画册里收的年画，其中还有不少画的是西洋人，我对这些画印象深刻：当时我喜欢画中国的风景与中国人，根据自己见过的旧时艺术品来画自己心中所想象的中国；而年画中的洋人恰恰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西洋人的样子。那时，我对李福清先生其人所知不多，但我通过他的著作稍稍了解了中国的通俗文化与艺术，获益匪浅。
不久，我又读了李福清先生的其他著作，包括他编译的《中国各民族的童话》、《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等，这些书使我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高中时我已决定要考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汉语和中国文学，因此，十六岁时看了《三国演义》的俄文译本。当时我已知道李老师是举世闻名的汉学家，而他在研究《三国演义》及相关的文化领域贡献极大，于是我也看了他有关《三国演义》的著作。
大学本科期间，我开始阅读一些中国的通俗文学作品，那时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李福清老师。李老师是我的同乡，也是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人，但是他1955年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后，就到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所工作了：当时莫斯科汉学专家紧缺，所以请他去那里。李福清先生在高尔基世界文学所工作了五十多年，升为亚非文学部门的负责人。虽然他住在莫斯科，但经常去圣彼得堡查资料或者开会。
见李福清老师之前，我猜想他应该是一位很严肃的学者，第一次见面时才发现他很热情，很幽默，并且喜欢指点年轻人。当时谈起学术中有关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一些课题，他对我选的研究方向表示有兴趣，支持我在该领域的研究，后来我又多次去莫斯科请他给予进一步帮助指导，以至于再后来他和我一起做课题并分享很多研究资料。期间，他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事，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
李福清先生的人生经历极其丰富。先生于1950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学习中文，当时苏中两国还没有签订交流协定，学校没有中国老师，也没有汉语口语这门课，学习中文的主要方式就是读书，李先生说他当时主要读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在那时，著名俄罗斯汉学家、列宁格勒大学教授阿列克谢耶夫（又名阿理克，1881-1951）去世了，但是他的学术方法对李福清先生的学术生涯影响深刻。当时苏联的学生还没有机会来中国留学，但李福清老师决心要学纯正的汉语口语，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暑假期间去苏联的中亚地区，向那里的回族（俄罗斯称为“东干族”）居民学习语言。当地东干族居民是清朝时期移民到俄罗斯的，他们说的语言不是普通话，而是甘肃方言和陕西方言，因此李福清老师学说他们的甘肃话，虽然不是北京话，但毕竟是汉语口语，所以对他后来普通话口语的学习帮助很大。当时，李福清老师在一个叫“米粮方”（据说，原名为“米粮川”） 的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人居住的集体农庄打工。在那里，他第一次听到了各种各样有关中国的民间传说和民歌，并将之记录、整理，以便研究这些传说、故事和歌谣。受这件事影响，他大学期间就开始进行有关中国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继承了他前辈老师阿列克谢耶夫的研究传统。之后他多次赴中亚，继续学习那里人所说的语言，收集相关研究资料。通过这些努力，他成为东干族文学与文化的专家，同时得到东干族人的信赖。例如，1977年，李福清先生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他为每一篇故事传说写了详细的附言，对其中的故事与相关的文学作品（小说、戏曲）作了比较研究。记得当时他给我讲了不少当地东干族居民流传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包括孟姜女、韩信传说、男学生与女学生（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那些传说故事都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中一部分只在民间流行。有些田野调查的相关资料至今也还没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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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出版日报》 2012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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