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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志是对民俗生活的描摹，而生活是生动的、丰富的。民俗学者在追求忠实记录的同时，应该还原民俗生活的魅力。一个民俗学家对他的材料所做的解释，或对材料的建构意味着要把一个个别的民俗事实置于我们对一个故事所期待的那种叙述的可理解性之中，就像克利福德·格尔茨等诸多文化人类学家所做的那样。我们过去评价民俗志和民间文学记录以是否客观、忠实为标准，其实不在于记录本身，而在于如何记录，即叙述和解释。正是由于有了叙述和阐释，民俗志才具有可理解性和可读性。
在这个方面，张勃从明代民俗文献中，同样为我们树立了样板。《帝京景物略》中的岁时记述就是一种具有浓郁文学化色彩的民俗志。张勃着重分析了其中有关清明和碧霞元君诞两节的描写，指出前者，“作者格外关注不同人(即民俗主体)在节俗活动中的不同表现与感受，并注意比较人们在同一习俗活动过程中不同表现和感受，从而提供了大量线索，引导读者去想象晚明北京清明节里‘桀桀然满道’、人们‘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的生动情景。”指出后者，“不仅再现了晚晴北京碧霞元君诞的热闹场面和蕴涵于其中的‘狂欢精神’，而且写得层次分明，妙趣横生，极富生活气息。令阅读成为一种极大的享受。”(149页)这种对民俗活动的情景再现，洋溢着一种民俗志文体特有的审美趣味，达到了现代民俗志所崇尚的最高境界。
民俗学调查与研究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民俗志的书写。近些年，在西方民族志诗学及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反思民俗志成为学界的热点，人们一直在表达对当今民俗志书写的不满，并渴求符合现代民俗志理念的志书文本的诞生。殊不知早在数百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完成了正为学界孜孜以求的民俗志学术实践并提供了诸多志书文本。当然，这一古代民俗文献的成就离不开张勃具有前沿眼光的阅读和学术探究。以前，笔者一直认为，民俗是属于一定群体的，为一个特定的民众群体所共同实施。民众中个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地方传统的传承和延续。民俗的这一特点影响到民俗志的写作，导致民俗志缺少应有的个性，好像不是“我”在叙述，而是大家在叙述，或者说成为没有叙述者的叙述。张勃让我们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民俗志仅仅是丰富而已以及只是互相转引、相互雷同的资料集的看法，引导并激励我们回过头去阅读、鉴赏自己国家的民俗志。
《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一书的末尾，张勃引述了钟敬文先生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的一段话：“中国的民俗学从来都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心灵和情感、人生经历和学理知识来创造的学问，是中国人自己在描述自己的民俗志。”张勃通过对明代岁时文献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诠释和求证了钟先生的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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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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