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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月令>思想纵议--兼议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 一文中，对于《月令》文本形成的时间和思想提出一些看法，认为：第一，《月令》与邹衍学派的关系应该非常密切，但不完全是邹衍所作，它不可能是出于一人之手；第二，《月令》的完整文本应当完成于战国中、晚期。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月令》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转折时期的产物，因此，《月令》既有上古农耕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宇宙观，也有战国时期与阴阳五行说合一的占星学的色彩。
近日我又读顾颉刚先生的《上古史研究讲义》，发现他对于《月令》文本的形成、时间以及思想内容提出的看法，与拙文相异。此外还有康有为、崔适、郭沫若等人的看法，与我或异或同。因此，我想再进一步讨论一下。
1、
顾颉刚先生认为，《月令》完全是东汉王莽时期刘歆所作的。他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月令》所记，全为明堂布政之事；而明堂布政实始新莽。”为此，他对于“明堂”也进行了一番考据，认为“明堂”一词不见于《诗》、《书》、《易》、《春秋》，始见于《孟子》，非特指一个专门地方，不是一个术语。“明堂位”之类东西是汉儒们臆想创造出来的东西。
第二，他认为《月令》所记气候，与《夏小正》相同。《夏小正》用寅正。是汉武帝时候改历运动者托古造的书，为寅正鼓吹。“《月令》既亦用寅正，其文与《夏小正》类同，又以明堂制度为主，其出现的时代不会早于《夏小正》。若《吕氏春秋》，尤无录《月令》之理。因为秦未并天下时如果早用寅正，则已得其最适合的历法，统一之后不当改用亥正了。如果他们必依五德终始说而改历，则《吕氏春秋》的作者不是不知道五德终始说的，他作书之时，‘天且先见水气胜’了，他为什么不先规定了亥正的月令呢？”
第三，《吕氏春秋》的序列：原该是八览、六论、十二纪。现在十二纪为首，不合书序体裁。《月令》是插入，《十二纪》没有《月令》。据以上三点，顾颉刚先生说：
故吾敢谓《月令》全篇文字皆王莽时所作，盖以《吕氏春秋》名“春秋”，喜其可以利用，乃升“十二纪”于首，遂敷陈理想中之明堂制度，勦袭《夏小正》之文，而作十二月的月令，冠于‘十二纪’之首。又录入《淮南子》，为《时则训》。后来又录入《逸周书》，为《月令解》。后来又为马融编入《小戴礼记》，为《月令》。
分析一下顾颉刚先生的这三点论据，首先第三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没有《月令》，《十二紀》如何能够成为“纪”？除了《月令》，“纪”中的篇章无论从篇名到内容，都与“纪”没有关系。即使现存《吕氏春秋》的序列有改变，也与插入《月令》没有必然关系。他的第一个论据也很勉强，因为，把《月令》说成“全为明堂布政之学”是不准确的。事实与此相反，《月令》中关于“明堂”的内容不算很多。同时，关于“明堂”之学何时兴起，还没有定论。只有第二个论据涉及历法问题，比较复杂。我的驳论如下：
首先，《吕氏春秋·月令》用寅正，与秦始皇没有用寅正，没有必然关系。《吕氏春秋》的很多思想内容都不是秦始皇所推崇的。例如，《吕氏春秋》对于道家无为思想颇为推崇，而秦始皇则力行法家观念。《吕氏春秋》体现了一种指导帝王的思想意识，而不是对秦王朝现实的记录。因此，不管秦始皇用不用寅正，都不能作为否认《月令》是《吕氏春秋》的原始文本的证据。其次，《月令》用寅正，与《夏小正》相同，表明《月令》作者对于《夏小正》历法思想的认同，可以推断《月令》作者认为《夏小正》与“夏时”具有密切关系；第三，顾颉刚先生认为《夏小正》是汉武帝时造的书，《月令》袭用之。这个看法比较武断。现代学者基本承认《夏小正》有夏代或上古流传下来的内容，完全无视这些看法是站不住的。
最重要的是，所有顾颉刚先生的这些看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推论。
2、
顾颉刚先生对于《月令》的这些看法，属于他对于古人建构的中国古史系统全面批判的一个部分。他认为《月令》为刘歆所作，而刘歆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五德终始”、历三统、易正朔的思想体系，为王莽篡汉作理论上的论证。因此，顾颉刚先生很大胆推断，刘歆伪造了很多东西窜入古书，假造了历史。与《月令》相关的，一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一段话是刘歆加入、窜改的， 二是《国语？楚语》楚昭王问观射父“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也是刘歆窜入。他认为这一段是从《史记？楚世家》“重黎为高辛居火正，……帝喾命曰祝融”，以及《史记？太史公自序》：“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而来的。他说，刘歆在做了这些铺垫工作之后，便“把这个系统插在《月令》里，使得这五帝和五祀管理着‘五时’。（时只有四，不够分配，他们便想出方法，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都划出十八天来，归给中央，就是后世黄历上唤作‘土王用事’的。）”
且不说顾颉刚先生的这些说法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首先知道，所谓“五德终始”、阴阳五行，是邹衍及其学派首创或大力发扬的，这为学术界所公认。《史记·封禅书》明确记载：“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史记·孟荀列传》亦云：“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这两条史料足以佐证邹衍与阴阳五行、五德终始的关系。《月令》中体现的五德终始思想，其渊源来自邹衍，也是没有问题的。因此，不能把这些问题清算到刘歆头上。即便刘歆可能伪造历史，但他没有、也不可能伪造观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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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2012/11/1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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