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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名字叫做槐树地的川北小村，虽然先后出了不少教书先生，但因为父亲是最早上到中专的高学历人，且常年在老家当教书先生，还有过从医的经历，会缝纫等，在我出生时，他早已经成为方圆十余里范围内有知识有文化的传统型权威。尽管我现在有着博士学位，还有着大学教授（其实是“副”的）的头衔，但在左右邻居眼里，我与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少关联，我所拥有的被少数学生敬重的知识也与家乡这块土地没有关联。只要父亲在家，乡亲们遇到什么问题都还是会向父亲请教。偶尔我在场的时候，他们对我会有很多礼节性恭维奉承的话，但同样是转头向父亲请教。我是被乡亲们定位为在城里生活，要敬而远之的与他们早已不一样的“城里人”。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隔膜使我每次回故乡时，既满怀渴望又充满伤感，惆怅的思绪会弥漫整个行程，并迫使我成为逃逸故乡与回归故乡之间的孤魂野鬼和浪子，不时也散发着流氓无赖的混混气息。
在城里的友人都知道，我不像个城里人。既没有城里人的衣着、外表，也没有城里人的规矩讲究，甚至讨厌城里人的衣冠楚楚、自傲和假装的忙碌。不但自己自嘲，善意的友人都说我是个村氓子，土鳖。可是，回到乡下，没有哪一个乡亲故交会将我视为与他们一样的乡下人。但凡假期，无论短长，只要能回，能回到槐树地，我都会回去。但是，城里、乡下都似乎与我无关的我的空间归属在哪里？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母亲出现病态前就缠绕我的问题。
无论学者从什么角度赋予隋唐时代就有的科举取士以积极意义，也无论清末废科举的启蒙者如何猛烈地批判科举害人，漫长的科举制度最终还是形成了至今多数国人都认可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基本价值认同。犹如遗传基因，这种认同并未因科举的废除就中断，规划现代化进程中的国人依旧延续了这一基本认同。它的基本结果就是造成了城乡差距的增大，和精英阶层逃离或隐居的乡村的贫瘠、清苦，以及当下都市人一厢情愿想象的原生态、绿色、环保。在当下的中国，读书仍然是生命机会少的绝大数人改变自己生活环境、生存境况的主要途径。父母、家庭、社会以至孩子本人都对读书寄予了无尽的期望。这种期望使诸如我这样的不少人确实与乡村渐行渐远，但也加速了都市周边“蚁族”的形成，也强化着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早的群体性盲动与焦虑。
读书究竟有没有用？读什么样的书有用？人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基本问题仍然是当下绝大多数满脑子智慧却也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教育家、教育学家较少正视的问题，也是好大喜功因要数字、政绩而一味扩招的决策者、主管部门不愿意正视的问题，更是千万盲从的个体长期不会正视的问题。
小时候，父亲是令我自豪的。不仅因为农民不会认的字他都认识，他还会拉二胡、吹笛子，会根据“多瑞秘法索拉西多”唱出或高亢或低沉的歌曲。我正是在邻里敬仰父亲的目光中开始仰视父亲的。作为从不语怪力乱神的革新之人，祖父、祖母的丧礼，父亲都不曾找阴阳先生看风水、择期，直接在认为合适合理的时间将二老埋在了我们家传的坟地。姐姐结婚时，他也未找算命先生掐算过八字，新事新办。“安魂曲”、“婚礼进行曲”等仪礼性曲子都是他率先在槐树地的上空放响。他这个自小受党教育却又不得不回到乡间的传统型权威俨然坚拒着乡里原本应该有的神异型权威。多少受父亲的影响，母亲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妄为的人。小时候，我夜晚随她在漫长的坟地行走，在小伙伴中盛传的鬼故事经常让我毛骨悚然，可母亲似乎浑身是胆，只管大步前行。
父母的言传身教与后来我在学校受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小学课本中鲁迅的《坟》中讲述的“踢鬼”的故事，让小朋友们哈哈大笑。中学课堂上，老师们有些夸张地对《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二诸葛的嘲笑，对《祝福》中相信因为嫁了两个男人死后身体会被锯成两半的祥林嫂迷信的批判，对《药》中坚定不移地要买到人血馒头的华老栓的鞭笞，都让成长中的我们坚信了迷信的无耻和荒诞。尽管后来从事民俗学研习真正直面所谓的“迷信”后，才有了对这些带有情感色彩与意识形态色彩批判的却是大多数老百姓传承的生活知识有了相对中性的认识，知道很多现象是科学所完全无法解释的，但我似乎还是个没有信仰者，是督教徒朋友看来一头迷途而不思返的可怜羔羊。这是不伦不类的我的悲剧，还是我这类人的悲剧？我是高智商还是弱智？是奇形怪状的“两头蛇”甚或“多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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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3年第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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