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疼二外公一生的曲折和孤苦,当然也是出于母亲对文化和读书人的虔敬心态,在包产到户家里能吃饱肚子后,母亲不时也会在春节前后等不是太忙的农闲时节把二外公接到我们家来小住几日。这时,他也会自语般地给充满好奇心的小屁孩儿我闲聊他的过去。枯黄的桐油灯旁,一老一少瘦削的身影常伴着夜间无声的丝雨。至今思来,恍若隔世。其实,二外公也知道小屁孩儿我不会完全明白,但就是在那晦暗浑黄的灯光下,我分明看到了二外公平日里暗淡的目光变得炯炯有神。后来,惺惺相惜、同命相怜的外祖父把三舅过继给了二外公,为他养老送终。溢于言表的兄弟手足之情,哽咽无声。
三外公读书毕业后倒是跻身了新的政府阶层,成为了公仆,从区乡到县城,始终都有个一官半职。但是在文革中,三外婆被迫害致死,三外公一人当爹又当娘,独力拉扯大了三个女儿。与二外公相较,不少乡里人羡慕的他这个城里人经历的是另外一种的幸与不幸。
如同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悲剧一样,解放后“地主”的身份归属,不光直接毁掉了曾外祖父辛苦创下的家业,也多少给他的儿孙们带来了灾难,至少蒙上了浓浓的阴影。外祖父在外读书后,并未在外工作,而是被曾外祖父召回了故乡。正因为如此,“保宁府”是他晚年的口头禅,也让幼小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作为孝顺的长子,外祖父很早就开始了生养,最终成了一个老实巴交、地地道道的农民,演绎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平淡人生。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平淡也让他少受了二外公有的皮肉之苦和三外公的中年丧妻之痛。因为自己子女众多,且早就分家单过,土改时,外祖父成了尚可团结的上中农。但是因为自己父亲的地主帽子,原本顺从、谨慎的外祖父不但好说话,还明显的唯唯诺诺。
与外祖父的老实并不乏懦弱不同,生养了四男三女共计七个儿女的外祖母则强悍、泼辣。至今,清醒时的母亲都还会不时地提及外祖母的大胆与壮举。大跃进时,外祖父饿得双腿肿胀并流黄水,难以移步,母亲他们这些小孩更是不言而喻,难逃挨饿的华盖运。同样挨饿的外祖母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我们家乡“狗日的”之类粗话高声大骂伟大领袖毛主席,认为她的丈夫、子女的饥饿都是这个伟大领袖整出来的。这显然不仅仅是出于伟大的母性,也正是因为难以忍受子女挨饿受冻的惨境,外祖母最终神志失常了。在我的记忆之中,儿时去外祖母家时,生活起居基本还能自理的外祖母永远都在咕咕囔囔地自言自语。她的衣兜里、头帕里、围腰子里,总是装满了小刀之类吸引小孩儿的小物件,并特别宠爱我的一个表弟。现今想来,曾经神志失常的外祖母晚年的那种状态应该是一种最好的状态,她没有痛苦,也没有焦灼,不烦扰家人邻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同样,母亲生病前后甚至数次发作时,都爱叙说她儿时与外祖母之间的“战斗”。说外祖母有一次因事骂了她,她自己觉得冤枉,就坚决不吃外祖母做的饭。在睡饿了之后,那时年龄尚小也从未做过饭的母亲仿效她看见的外祖母平日做饭的方法,给自己煮了碗香喷喷的饭。自那之后,外祖母很少再责难母亲,而且逢人便讲,“我们老三有脾气,有个性,将来能把人折腾死!”
因为地主身份,家道中落和子女众多,尽管知道读书重要的外祖父却无力送子女们读书。18岁时,没有任何嫁妆,就一身新衣服,母亲与一样贫穷的父亲结婚了。早些年,父亲母亲都讲,他们结婚的关节点全在于父亲的文化高。由于大伯父横死朝鲜战场,特别心疼剩下的唯一儿子的祖父、祖母就倾力送父亲读书,加之父亲的聪明好学,在1960年代初,父亲是我们乡唯一读到中专的人。祖父祖母虽然勤劳,却仍然清贫。父亲能读到中专更主要在于他的聪明,小学到初中,初中到中专都是保送,不用家里出一分钱的学费。父亲命运的不济也在于他的聪明。因为被保送到了绵阳机械学校读书的他很快就遇上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体力不支”的学校无以为继,多数学生为了活命纷纷弃学回家。回到了家中的父亲,不但没有能够像他小学、初中毕业的大龄同学那样找到一份好工作,反而还因为其学历在乡间过高而遭人妒忌。除了继续读他的《鲁迅全集》,闲待家中的父亲曾跟随家乡一位有名的老中医学医。学有年余,乡卫生院招医生,许多不识字的人都被招入了,父亲榜上无名。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院长明确告诉父亲:“你学历高,将来难以管束,而且你一旦进来也会威胁到我们,你另请高就吧!”在这种环境下,直至受到一位乡党委书记的赏识后,父亲才当上了廉价的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又因为仗义执言,在1968年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造反派夜以继日地追杀他了三个多月。在母亲、祖父祖母以及众多亲友的帮助下,也因为父亲自己的年轻与聪明,一百多天的东躲西藏后,父亲终于将那条在造反派看来狗屁不值,罪恶滔天,该死一万次的小命保了下来。
父亲能活下来,相当一部分都要归功于母亲的勇敢和坚强。从我能记事开始,父亲、母亲他们自己以及亲友邻居都讲过母亲当年的壮举。那是因追杀父亲一百多天未果,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造反派勇士们在我们家院子里说要将爷爷、奶奶、母亲和当时年仅两岁的姐姐都一个一个杀掉时,就躲藏在邻居家猪圈的父亲自己走了出来。迎接恭候他的自然是一次次无止境的批斗。一次,在乡小学校长组织的批斗父亲的大会上,母亲猛然旁若无人地走上了主席台,站在主席台上,抬手就扇了乡小学校长两个耳光,并厉声责问:她自己的反革命男人究竟做什么了?这不仅让原本声色俱厉的校长双颊红一阵白一阵,也震住了在场所有的造反派。还没等那些人回过神来,母亲就拉着父亲离开了。
我精神层面对母亲的了解、感念、敬重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时,我们家分到十亩地。爷爷已经过世,小脚的祖母一直患有支气管炎,父亲依旧是民办老师,周一到周六的白天一定要在村小学守着。姐姐远在县城上中等师范学校,我和哥哥都在上小学,妹妹更是年幼。家里十亩地的重担就靠母亲一人全力承担。耕田犁地、插秧打谷、割麦摘豆等每个劳动环节都有母亲似乎从不知疲惫的身影。如果说对于父亲、母亲来说,没有农忙和农闲之分,那么一年四季母亲里里外外劳作的时间更长。地里的农活、家里喂养的猪、鸭、鸡、牛等,我们姐妹兄弟的衣裤鞋袜都是母亲要操劳的。通常是所有人都睡下时,母亲还在收拾锅碗喂猪。而早上,总是我们想偷懒再睡会儿时,母亲早已起床。农忙时,她早早下地干活,农闲时则忙着为家人做饭、洗衣缝补,喂养家禽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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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1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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