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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儿子，我明确地感受到母亲精神方面有问题是在2010年春节。
2009年9月，在去香港工作一年后我回到北京，又开始了与母亲朝夕相处的生活。到2010年春节之间的四五个月，因为乡下老家的房子没有按照她的心愿快速处理，我说话的大嗓门，不到四岁的珠儿天真无邪地说的某句话等，母亲会不时地发脾气，闹腾。但只要闹过之后，母亲就又恢复到那种我一直熟悉的慈母状态，任劳任怨地照顾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起居，很少有闲着的时候。看着反差很大的两种精神状态，我始终没有往精神方面的疾病去想，而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大字不识的母亲要强的性格和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
但是，2010年春节，母亲的病症越发明显了。对父亲、我们兄弟姐妹以及孙辈的言行以及正常的声响都表现出了极度的敏感、猜疑，短短的二十天歇斯底里症状发作了两次。惭愧的是，这两次发作都直接与我有关。一次是在妹妹的新居，母亲要给珠儿买新衣，我则不以为然，认为现在的孩子天天都在穿新衣，没有必要非得在这个时候买。结果，母亲大怒，目露恍惚凝视他界的凶光，如同对待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骂了两天，还不时哭泣，喜怒无常，反复叙说着陈年往事。另一次则是在姐姐家，起因是母亲非要给珠儿拿新年钱。我一个晚上写东西没睡，早上刚躺下，母亲就来到床前。明显是怕其他兄弟姐妹听见、看见，母亲在我耳边低声且不乏神秘地说要给珠儿拿钱。有些犯困，也有些为眼前母亲不该有的小心眼而生气，我同样是有些不满也不屑地说道：“妈，您常年带他，已经很辛苦了，平常我们又没有什么孝顺您的，就不用给他拿钱了。”我说话的嗓门一贯就大，这时有些憋气的话说出来声音自然就更大。结果，在恍恍惚惚、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她将我们几个子女前一日给她的五千多元过年钱一股脑儿扔进了楼外的垃圾桶。在几天后，她才若有所思地自语式地说起了这件事。期间，还发生了与父亲拌嘴，拿椅子打父亲，拿杯子打劝架的我等在她正常状态下完全不会有的异常举动，而且那种凶恶也呆滞的目光和木讷的表情也反复出现，让人不忍也不敢正视。无论是父亲，还是我们这些儿孙，每个人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随后，因为单位有事，我提前回到了北京。过完元宵节后，母亲和父亲一道带着珠儿乘火车归京。我到北京西站接他们时，看到了母亲明显呆滞，神游八荒之外的表情，父亲也是满脸倦怠和悲愤，只有快满四岁的珠儿是欢快的。从父母的表情，我觉察到了他们一路可能有的争执、吵闹。来北京之后的2010年的春夏，母亲不但常常数落家人的是与非，将妄想当做事实，歇斯底里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出门上课或者开会、出差时，最担心的就是接到父亲的电话。在老家教了40多年小学的父亲同样是不愿给我的工作拖任何后腿的。没有特别的事情，再多的苦和累父亲都愿意自己扛着。只要父亲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肯定是母亲又不正常了。因为一旦发作起来，除了大声哭闹，母亲不是要跳楼，就是要拿刀杀人或自杀。歇斯底里状态下的母亲力大无穷，通常要精疲力竭时才会安静。这显然不是年近70岁的父亲一人所能控制得了的。
2010年暑假，回到四川的母亲不到十天歇斯底里症状就发作了两次。每次都像是有看不见的幻影、鬼怪在驱迫她狂奔、大哭、诅咒，甚至有撞墙、撞树、跳楼、跳河，离家出走等异常举止。完全歇息下来的时候也都是她的身躯已经没有丝毫力气。但是，在稍微清醒时，她全然不知道自己曾经有过的举动，而是在陈述早年辛酸劳苦的同时，说自己现在没用了，数落我们嫌弃她，在密谋整她。最终，我们姊妹兄弟不得不将她送进了绵阳三医院。如同母亲自己稍微正常时不停追问的一样，连同父亲，我们姊妹兄弟都在追问：为何精明、能干、勤劳、贤惠、通晓人情世故，满肚子俗言俚语的母亲会精神不正常？
年近七十的母亲，出生在川北贫瘠的山区，但母亲家祖上也还算富裕，属受过教育、受人尊敬的乡绅之列。曾外祖父，曾经办有一个油坊，有一套大院落，两个妻子。正室生养了外祖父和二外公，侧室生养了三外公。三外公和大舅差不多同龄。在现存的锦坪寺等方圆十里山巅寺庙碑铭中，不时还能看见曾外祖父的名字。外祖父他们兄弟仨都受过较好的教育。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按照严格的阶级成分划分标准，曾外祖父家自然被定格在地主之列。所幸的是，他不是首当其冲的“恶霸地主”，而是排在恶霸地主、破产地主之后的工商业地主，这显然与那个苦心经营的油坊有关。当然，工商业地主之后还有纯粹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土地主和有政治问题的洋地主。
二外公满腹经纶，写得一手好字。上个世纪三十四年代，他在成都、重庆工作生活很久，常免费出入那时的电影院。1942年，他曾在重庆亲眼目睹鬼子的暴行。怕他在外跟着走，临近解放时，相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曾外祖父硬生生从外边把二外公给召了回来。从此，二外公再也没有走出过那个名叫郑家坝的山坳，孤寂也是沉默而认命地过上了他风雨飘摇、凋落枯冷的余生。1950年代初，曾经结过一次婚的二外公很快就离婚了，后来在多次批斗中被打瘸了一条腿。晚年，除偶尔前往在县城工作的三外公家小住一些日子外，二外公主要是一瘸一拐地在高低起伏的崇山峻岭之间放牛。偶尔，二外公也为左右邻里的红白喜事写写对联，但时常都没有一支像样的毛笔。当然，基本没人在意他那一手漂亮的书法，忙于生计的乡亲们对他的满腹才学和坎坷人生也没有丝毫兴味。自他之后，那个名叫郑家坝的川北山坳似乎没有出过一个在外远行过也真正有才学的读书人。这是他过世后若干年，人们似乎才突然回过神来的事情。知道他的人尤其感念他的书法，认为不逊色于在四川颇有些盛名的何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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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1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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