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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教授并未长篇大论地明说上述差异。这是因为他知道我熟悉这些区别。即使我没有研习民俗学，他也相信自小在边远山区生活的我是明白这些，但凡有感受能力的中国人都明白的事实。何况，无论身居何位，文凭有多高，从事科技含量再高的职业，一旦得病，尤其是绝症，大家常常会不约而同地多管齐下，西医，中医，巫医，烧香许愿，上供磕头，画符贴咒，等等。就是患者自己有着坚定的信念，或者虔诚的宗教归属，或者在一些场合义正言辞、一本正经地斥责“封建迷信”，但求生欲望还在又身不由已的患者本人，也常会在亲友的关爱下，或知情或不知情地采用所谓医学科学之外的诸般手段。
在《影尘回忆录》中，倓虚大师有这样的记忆：1920年，因谣言诽谤心急上火，年高且原本就有吐痰病的谛老，中风口歪眼斜。在倓虚和当地名医、中西医都没能治好谛老，病情日重的情况下，也是得到谛老“不要紧，死活皆可”的同意下，谛老的同乡，一个医理欠通、看病下药武断，治死过人的卖野药的“蒙古大夫”用了一剂别人都不敢用的以甘遂为主的猛药给谛老治好了病。由于使谛老吐泻不止，死去活来，歧视这位蒙古大夫的谛老的男女弟子们没有少凌辱、恐吓这位“大夫”。
在“正统”面前，“乡野”永远都是被欺凌的，也常常显得率真、低下，甚至是胆怯的，如同进了大观园食量依旧大如牛的刘姥姥。正因为这种明显有着策略和胆识的率真、低下与胆怯，老夫子早就教导他的徒子徒孙们要谦虚，要“礼失求诸于野”。在书写文化和口传文化，即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长期存在互动的中国，如同蒙古大夫治好了谛老的病并非偶然，都江堰人所言的“倒痰”也多少有着其正统性。
在清人陈士铎的《辨证录》卷九，明明白白地写着“倒痰汤”处方。该方由参芦1两，瓜蒂7枚，白芍1两，白芥子1两，竹沥2合组成，主治的是因多食青梅，得痰饮之病，痰饮随气升降而作痛，日间胸膈中如刀之刺，至晚而胸膈痛止，膝骨可大痛等症状。 显然，这里的倒痰汤类似于现在的祛痰或化痰之类的药，但并非主治倓虚记忆中的谛老中风之类的还与精神心智相关的病症。该书卷四的五郁门、怔忡门、虚烦门、癫痫门、呆病门和卷十的中邪门等所记之药方也多与祛痰相关。另外，显然是因应特定时代的要求，该版卷十略去了“中妖门”，仅存此条目。中妖门的六则方子分别是针对狐、蛇、龙、花/树、山魈、水怪等妖媚或精怪，但这些解救的方子则与祛痰、倒痰没有关联。也即，中医中的“妖”与“邪”迥然有别，“妖”指称的精怪、妖媚等外在的力，而“邪”还是强调的对应阴阳五行的内脏以及人体的失衡和不调。于是，中医也将自己与巫医区分开来，中医主治“邪”，巫医主治“妖”。但是，在民间，在患者那里，邪与妖的区分又是模糊的，甚至二者经常是等同的。这一实况使得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医和巫医在强势的西医面前被定为同类，并备受打击和凌辱。
主要意在祛痰的“倒痰法”是中医辨证治疗轻度精神分裂、疯病的方法之一。轻度精神分裂因心境不畅，不得宣泄，肝气不舒，气郁凝滞，心神失养，肝胃失和等所致。因此，中医治疗时意在行气、化瘀、泻热、醒神。在《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卷一、卷三都有内容大同小异治疗痰迷心窍疯子的处方，那位蒙古大夫治疗谛老的甘遂即宫廷太医治疗疯病的首药。两个方子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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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10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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