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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30年代早期，上述不同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充实民俗学理论和精密调查的重要性，也注意到民俗学与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异地同声、异人同见的现象，说明了中国民俗学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而有的社会科学化的必然性。遗憾的是，在民俗学理论准备、研究队伍团队准备、刊物准备在华北、华南、华东都成活跃态势的情况下，抗日战争的爆发给予这种兴旺之象致命一击。所幸的是，因为燕京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在抗战爆发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数年，燕大社会学系的师生以自己的坚持与坚韧，进一步身体力行地为“社会学的民俗学”努力，从而在相当意义上，成为民俗学社会科学化的“孤岛”。但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一努力也彻底终结。
1950年代，大陆的院系调整和学科整肃更加固化了对这一传统的中断。“如果沿着这批学者探索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如果遵循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民俗学进入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遗憾的是，这些都只是如果。在这样充满艰辛也是“名副其实的先天不足”的学科发展背景下，1950年代前就作为主力和中坚积极参与民俗研究并倡导民俗学学科建设，1950年代后又分别在台湾和大陆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坚守民俗学这块园地的娄子匡、钟敬文两位教授身后分别被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显然是当之无愧的。
时隔一个甲子之后，当民俗学在大陆从文学门下重归社会学门下时，在制度性层面上，却并未给民俗学带来兴旺之象，反而使多数研习者陷入窘境。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在社会学的全面复兴，人类学的异军突起，民族学的稳健前行，新史学的有滋有味，社会史、口述史的风生水起等百花齐放的景观下，百废待兴也注意跨学科对话的民俗学还是被淹没在这一灿烂的洪流中了。在社会学越来越注重实用、功利和数据统计分析的转型面前，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产生经济效益，为当政者出谋划策的民俗学反而更加边缘化，甚至有些失语了。这也正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后，当民间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整个社会，尤其是主流话语的关键词后，不少民俗学从业者或身不由己或勇往直前的献身其中的直接动因。当然，1990年代晚期，在钟敬文先生的引领和规划下，民俗学实际上已经在向作为一种方法的民俗学转型并有意识地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2000年，《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的出版就是这种努力的标志。但随着钟敬文先生的仙逝，学科自主建设努力的回响也日渐减弱，学科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少有人关注。
当下仍然被民俗学者积极思考、认真探讨的要不要田野、文本与语境的关系、语境中的民俗、主体间性、民俗学主义、传统的发明以及表演理论等“理论热点”，有些确实是学科认知论层面的问题，有些是整个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有些是因应社会变迁在欧美早已发生的认知视角的转型，真正属于中国民俗学自己的理论认知则不多。同期的经验研究虽然多数都有了明确的问题意识，也多少涵盖了前现代社会的文化传统、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和市场资本主义对传统的改造或重构三个方面 ，但却常专注于经验现象的描绘、微观的阐释或前述某一种“理论”的验证，见木不见林。这些在少数民俗学研习者之间认真而激烈的“理论”争论与深入的经验研究因为被西方话语束缚，事实上并未比民俗学更熟悉西方理论的社会学、人类学、新史学、传播学、文化批评等兄弟学科前行多远，不但是在公众社会影响微弱，也很难与兄弟学科对话进而对其产生影响。
在2002年辞世前，为民俗学事业鞠躬尽瘁的钟敬文教授，仍然在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重点学科地位的延续向教育部领导奋笔陈情！这是21世纪伊始，民俗学发展最为巨大而沉重的叹号！
无论怎样表达自己，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旅程，五四时期就活跃在学界的学人基本上都在天国聚首了。而我们仍然活在现世的凡夫俗子显然不知道这些当年为师生、为朋友、为同事、为论敌的先辈们、开拓者们是怎样在回首、闲话自己的作为。对于垂危之际的钟敬文先生为民俗学献书陈词的壮举，我们完全可以从正面解读，赋予其很多伟大的意义，但却根本无法驱逐与否认这一行为本身有的浓重的悲剧色彩与荒诞性。更令人遗憾的是，包括学院派的民俗学从业者在内，在钟敬文先生已经整整辞世十年的今天，在“后钟敬文时代”的学术会议已经开了数次的今天，人们仍然简单地停留在“人民的学者”和“中国民俗学之父”这样常识性的论断，不但没有从学理的层面、思想史的层面全面深刻检讨与钟敬文先生无法分割的中国民俗学的生命历程，对钟敬文先生本人充满传奇的生命也是漠然的。学界对在大陆弟子众多，影响深远的钟敬文尚且如是，对杨堃、娄子匡、黄石、江绍原、杨成志等这些很早就致力于民俗学社会科学化的先贤的研究也自然就付之阙如了。
这与日本民俗学界代际交替的类似时期的情景大相径庭。在“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仙逝之后，也即“后柳田时代”，福田亚细男等学者迅速批判性地继承了“柳田民俗学”的遗产，使“后柳田”时期的日本民俗学稳步向前，虎背熊腰地与日本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对话，夯实了日本民俗学的“国学”基础，柳田国男本人也成为日本社会科学界标杆式的人物。而在福田亚细男教授退休之际，以菅丰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迅疾展开了对“福田民俗学”面对面，不乏尖刻的检讨，使日本民俗学散发着新的活力。
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昭示着，与社会性窘境相伴的中国民俗学一直就有的欲自立、自强的学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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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7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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