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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俗学与通俗读物》中，杨堃给民俗学 一个明确的定义，并顺势指明了民俗学应有的研究方法：
民俗学仅是研究各文明民族或历史民族的民间社会及其习俗的科学。不过还应补充两点：一、民间社会虽以乡村社会为主，但并非仅以乡村社会为限，因为还有都市社会的下层社会亦应包括在内；二、研究民间社会及其习俗，须用民族学家或社会人类学家亲身研究野蛮社会的方法，即是说要用“局内观察法”（methode intensive），去研究民间社会的整个生活，将一般所说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完全包括在内，并要注意到它们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不应再像旧日的民俗学者，仅研究民间生活的一个方面，例如旧传，即算完事。
这里要强调的不是后来燕大时期在杨堃指导下的民俗学学位论文篇篇卷首都标明的“局内观察法”，而是这一源自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方法对“民”的重视和尊重，是前所未有的民俗事象的调查研究者“亲入农村，与农夫结为朋友，过着农夫们的生活。从自身的体验与观察之中以取得实际的资料”。这样，研究者不是眼睛向下的俯视、“到民间去”的呼召，而是与被研究者--农夫相互之间平视，形成了一种平等的关系；调查研究的起点不是出于启蒙、教育与改造研究对象，而是基于认知、了解、理解甚至作为智识精英的研究者对自己的反思。换言之，虽然“民”还是作为被研究对象出现的，但不是“俗”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民”直接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这显然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一个质的飞跃：由“眼光向下”的民俗学变成了“平视”的民俗学，甚至是作为一种思考方式、认知范式，作为一种方法与方法论的我所谓的“眼睛向上看”的民俗学。事实上，燕大时期在社会人类学影响下的民俗学，从认知论和方法论层面为培养民俗学独立的学科品味和意识提供了可能。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日伪时期，中国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的努力已经初现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以杨堃为核心的燕京大学的研究成果。因应当时内外条件的限制，杨堃无偿地给学生捐出了自己十七八年积存的数万张读书卡片。从选题、调查、讨论论文大纲到分章呈阅批改的写作，他系统指导学生以局内观察法调查，平实地记述当时北平民众的人生仪礼、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论文包括：《北平梨园行之研究》（刘增壮，1940）、《北平北郊某村妇女地位》（陈涵芬，1940）、《一个村庄之死亡礼俗》（陈封雄，1940）、《北平婚姻礼俗》（周恩慈，1940）、《北平年节风俗》（权国英，1940）、《北平儿童生活礼俗》（王纯厚，1940）、《中国各地闹新房礼俗》（孙咸方，1940）、《北平妇女生活的禁忌礼俗》（郭兴业，1941）、《平郊村的庙宇宗教》（陈永龄，1941）、《四大门》（李慰祖，1941）、《平郊村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虞权，1941）、《一个农村的性生活》（石堉壬，1941）。其他还有《歌谣中的河北民间社会》（杜含英，1939），等等
这些学位论文，《四大门》在1947年就被翻译成英文，全文发表在辅仁大学的外文刊物Folklore Studies第七卷上，从那时起就在海外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宗教引用频率最高的文献之一。2011年，这篇本科毕业论文经杨堃教授的高足周星教授整理后，被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他论文都静卧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中，少有人系统研读。前些年，当传统节日成为热点时，不少学者纷纷叹息前人没有对年节文化进行调查研究，实是井蛙之妄言。而当年，对“性生活”的实地调研，更是冒天下大不韪之举。就这些论文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杨堃博士在《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中的总结是中肯与妥当的：
这些论文的水准大致全可满意，并有几本特别精彩。譬如李慰祖的《四大门》（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陈封雄的《死亡礼俗》（前八家村）、石堉壬的《性生活》（前八家村）、虞权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前八家村）这四种专刊报告在中国民俗学界及社会学界尚均未曾有过。即以不很精彩者而言，如孙咸方的《闹新房》、权国英的《年节风俗》等等，若与从前中大、杭大两处《民俗学丛书》相较，恐亦是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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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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