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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周作人的这一自我表白或者并不能全面反映他当年倡导民俗学的初衷，但他关于民俗为文学创作服务的基本取态应该并没有大的变化。领军人物的这一取态，以及参与者的兴趣多在文学，使得歌谣周刊上大量的理论文章都是在讨论歌谣的性质，歌谣的收集、整理，研究歌谣的内容，对仍在传唱这些歌谣的行动主体是漠然的。这一文学取态复现于1936年胡适主导下的《歌谣》复刊。在《歌谣》“复刊词”中，胡适写道：
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国的文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民间歌唱。……我们深信，民间歌唱的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很灵巧的技术，很美丽的音节，很流利漂亮的语言，可以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所以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一块新的园地。
顺此号召，复刊后的《歌谣》理论性增强了，但也主要是探讨民歌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关系了。在这些探讨中，歌谣的传唱者仍然是匿名的与缺席的。歌谣确实成为精英们研究、揣摸、仿效的对象，但离传唱的民众却越来越远了。
在周作人之后，中大时期《民俗周刊》的核心人物顾颉刚则是历史学家。尽管今天的民俗学史家们毫不迟疑地将顾颉刚视为民俗学家中的佼佼者，但顾颉刚本人却从不避讳他研究民俗的目的是要为他的“新史学”举一个旁证而已。这在他的《古史辨·自序》中有清楚地说明，如“研究了民俗学去认识传说中的古史的意义”，“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个旁证的例”等等，时时见之于字里行间。调查妙峰山香会也好，搜集整理研究孟姜女故事也好，顾颉刚极力对民俗研究的倡导，并以身作则的示范都是因为民俗事象和民俗学对于顾颉刚治史有着工具价值。对此，还是在《民俗学与通俗读物》的小文中，杨堃明确指出：
不过顾先生始终是一位史学家，因而他在民俗学上的贡献，认真说来，亦全是史学的而不是民俗学的。譬如他那有名的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我们不妨说顾先生所领导的民俗学运动乃是史学的民俗学。
时隔四年后，在杨堃评述的基础上，李荣贞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中进一步评述顾颉刚道：
顾先生对民俗学的爱护与努力的结果就是把文学的民俗学领到史学的境界来，换句话说也就是用了史学的方法来考证、分析所得到的民俗的材料。所以如果认真的说起来，他在民俗学上的贡献，亦不是民俗学，而是史学。
1948年，在《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中，通过对顾颉刚执笔的《民俗周刊》发刊词的细读，杨堃指出：这篇语气完全是战斗口吻的发刊词说明当时的民俗学运动是“代表一种新的思想”，如不放在民俗周刊内，就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这个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故较北大时期的新文学运动的民俗学运动已经不同，已有很大进步，这是代表两个阶段亦是代表两个学派的。”
有鉴于“以往民俗学运动的失败，大半是在于未能深入民间，真正的与民间生活打成一片”，并“确信民俗学亦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因而研究民俗学亦须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黄石、杨堃、吴文藻等人的倡导、推动下，中国民俗学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抗战时期以燕京大学为阵地的“社会学的民俗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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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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