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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赴法留学，1931年回国任教的杨堃博士（1901-1997）是中国二十世纪学术史上一个平凡的奇人。他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多个学科领域，他做的奠基性工作已经不怎么被后学提及。对于50年代前的中国民俗学史的梳理、总结，他有两篇小文。一篇是1936年发表在《大众知识》一卷一期上的《民俗学与通俗读物》，另一篇是1948年刊发在《民族学研究集刊》第6期上的《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前者短小精悍，是他悉心指导的燕京大学学生李荣贞1940年撰写毕业论文《中国民俗学的发展》的母本、原型，后者博大、恢宏，娓娓道来。无论短小还是宏阔，两篇文章都是经典，直到目前，就同期的民俗学史的梳理而言，仍无出其右者。遗憾的是，当下的民俗学家们少有提及。
被视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发端的北大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一直被史家们正面阐释和解读，并强调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对现代民俗学初创和改革开放后民俗学重振的重要意义。其实，歌谣周刊“发刊词”清楚地表明，以周作人为核心的文学家在重视歌谣这些民俗的同时对民俗拥有者的漠视，云：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甑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汇编与选录，即是这两方面的预定的结果的名目。
显然，学术的目的是将歌谣作为研究对象。文艺的目的是中国文人士大夫一贯有的礼失求诸于野的亲民低姿态，希望创造出新的诗来。在相当意义上，文艺的目的只不过是对白话诗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呼应。公允地讲，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对歌谣的重视以及随之有的行动都仅仅是白话诗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甚或说是白话诗运动的副产品。两个目的都没有明确提到歌谣的拥有者──民众。
1936年，在《民俗学与通俗读物》中，对民俗学初创时期的领军人物周作人，杨堃在肯定了他的兴趣与宣传对民俗学正面影响的同时也评说道：“周先生的爱好民俗学是由于他的爱好古董的心理，故他所提倡的民俗学亦是趣味的与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1940年3月31日，为撰写毕业论文，李荣贞专程采访了周作人。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这篇本科毕业论文中，李荣贞记录下了当天访谈时，周作人这位学界泰斗的自白：“我对民俗的兴趣只是神话一方面，因了民俗去达到我写作的目的。因为神话、歌谣、故事、民间传说……等都适于我的文章条件--美、自然。……我自己文学方面的责任和兴趣，不允许我再去作民俗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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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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