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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说团圆戏唱散”，刘巧团圆一剧，就大团圆的结局来说，是深受传统戏曲模式的影响。至于说书中的大团圆结尾，几乎旧书的模式相同，它既符合中国百姓因果善报的愿望，也如周扬所说，符合新的文化道德要求。同样是1944年，周扬表达了他对新旧社会“团圆戏”的看法：“’五·四‘时期反对过中国旧小说戏剧中的团圆主义，那是正确的，因为旧小说戏剧中的团圆不过是解脱不合理的、建立在封建制度和秩序之上的社会的一个幻想的出路，它是粉饰现实的。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团圆就是实际和可能的事情了，它是生活中矛盾的合理圆满的解决[53]”。也许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延安为何出现那么多“大团圆”的爱情喜剧，当然描写爱情和色情，是文艺最活跃的主题。新文艺同样面对如何处理和转化爱情与色情的主题，因为色情乃至性暴力如被强奸、抢亲、乱伦禁忌，既能满足观众观赏欲望，也可以解释为有个性解放的意义，比如在《兄妹开荒》里，传统秧歌中的男女调情如何通过兄妹的伦理禁忌得到转化并“健康”地表达。周扬又说：
恋爱是旧的秧歌最普遍的主题，调情几乎是它本质的特色。恋爱的鼓吹，色情的露骨的描写，在爱情得不到正当满足的封建社会里，往往达到对于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猛烈的抗议和破坏。在民间戏剧中，这方面产生了非常优美的文学。我看过一篇旧秧歌剧，叫做《杨二舍化缘》，那里面对于爱情的描写的细腻与大胆，简直可以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使人不能不惊叹于中国民间艺术的伟大和丰富。但是旧民间戏剧中恋爱的主题一方面仍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另一方面是比较静止比较单调的农村生活的反映。在新的农村条件下，封建的基础已被摧毁，人民的生活充满了斗争的内容。恋爱退到了极不重要的地位了，新的秧歌是有比恋爱千万倍重要，千万倍有意义的主题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的确，《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爱情故事，不再是表现现代”个人悲剧“，而是告诉一个关于人解放的整体性叙事，赵树理一语道破：这些小说的主旨在”自由“，而不在”恋爱“[54]。《刘巧团圆》和《白毛女》等新文艺一样，都有一个来自现实生活的”本事“。1946年初春的一天，中央党校第六部派来祁水堂同志，邀请韩起祥去说书。在党校说书期间，一位刚从陇东回党校的同志，向起祥讲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甘肃庆阳地区有个女娃叫冯棒，她自幼订婚许配给张左，冯棒的父亲见钱眼开，他用欺骗的手段把亲生女儿卖给了四十八岁的老财主，等冯棒发现被骗并愿意和张左结婚时，张左的父亲就带领众乡亲把冯棒抢了出来，官司打到了县政府，司法部门处罚了卖婚者，成全了冯棒与张左这对青年的婚事[55]。
新书和旧书差异很大，比如和冗长的侠义和言情说书不同，改造后的新书多短小精悍，一般一个晚上就能说完，无论就说书时间还是故事发生的完整性来说，他和建国初期话剧对独幕剧的提倡类似，在美学风格上都让人联想起”三一律“。传统开场押座唱段为韵文，后衍生为书帽，说书人每次会因地制宜，唱一段劝善惩恶的小故事，以达到与观众现场交流的目的，新书的书帽多有意识地配合时事宣传。有时除了书帽，还夹带有专门做宣传的”稍书“。《刘巧团圆》的书帽开篇就批评了乡村中不爱劳动，投机取巧的”男女二流子“，为我们交代了延安当时”改造二流子“的故事背景。本书中出现了两个农村的”二流子“，一个是男二流子，刘巧的父亲刘彦贵，一个是女二流子刘媒婆。刘彦贵自小好吃懒做，不爱劳动，依靠走街串乡，投机倒把，卖各种假货，哄骗农村妇女，赚点小钱大吃大喝。为了钱财，他准备退掉女儿的亲事，盘算着将女儿卖给又老又丑的土财主王寿昌。于是欺骗女儿说她的未婚夫赵柱儿”又丑有懒“，”不会劳动“。刘巧后来遇见了赵柱儿，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劳动的好手，但不知道这个劳动干部就是自己的未曾谋面的未婚夫。在这个文本里，父亲退婚和女儿爱上赵柱儿的理由都和”劳动“有关，因此”劳动“观念在对立两方的矛盾冲突中得到了强化。不难看出，这出戏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对”新婚姻法“宣传，故事中刘彦贵之所以可以退婚，正在于他利用了延安政府的新婚姻制度，农民可以依法自由”退婚“，也从侧面渲染解放区明朗的生活空气。
但是韩起祥叙述这个新社会的故事模式其实从他的旧书《戏引记》中脱胎而来，叙事结构上上，《刘巧团圆》也袭用了”嫌贫爱富“的传统叙事模式，在韩起祥的旧书《戏引记》里，鲁天章早年将女儿许配给外甥苏荣，后嫌苏荣家贫悔婚，再将女儿给有钱人，女儿抗争，男方告状，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新书的主题将旧书中的舅舅嫌弃穷妹妹家穷的宗族伦理转化为非血缘人与人之间关系。前者是一个维护宗法社会的道德叙事，后者讲述非血缘的新的社会关系。新书的情节模式和旧书也有很多相似，比如《刘巧团圆》中抢亲风俗，如果不能说是来自于原始乡村文化中性暴力美学或是违反禁忌的无意识，至少可以说迎合了农民的传统欣赏趣味，比如在《白毛女》和《王贵与李香香》中都出现了抢亲模式，我们在许多韩起祥的许多旧书中可以看到。再看”斗地主“的情节，我们可以看出来自于旧书中的穷人”斗财主“情节相似，再比如《刘巧团圆》、《小二黑结婚》中”找政府解决问题“的故事结构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和旧书中的”清官判案“、”奉旨完婚“类似的叙事模式，和《小二黑结婚》”找政府“不同的是，《刘巧团圆》里，乡一级政府判案失误，到县政府第二次判案才案情大白。这里可以解释新社会官僚制度的复杂性，但是从说书的传统也可以得到解释，这是一个通过微服私访，再次解决”冤案“模式，这种案情”挫折“模式，在叙事功能上也是说书人为了”延宕“讲故事时间，而有意的铺陈和”重复“，这种模式也同样出现在韩起祥的其它旧书中[56]。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改编后的区别，同样的情节模式，不同的叙事功能。洛德在《故事歌手》中说，口头叙事的演唱历史，足以证明，”史诗的演唱完全可以吸收新的意义，构筑新的程式。然而，程式建构的过程是悄然进行的，不可见的，缓慢的，因此，它几乎是看不到的“。”将新的词语放入旧有的模式中，新的程式便产生了“，”程式本身便不重要，对于理解这种口头技巧来说，这种隐含的程式模式，以及依这些模式去遣词造句的能力，显得更为重要“[57]。有了一个大致固定的模式后，关键是”遣词造句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说书人的叙述能力，赋予故事以新的意义的能力，所以正如上文所言，”传统“的变迁不是时间因素导致的衰败或意义的耗散，而是因为后来的再诠释，这就是”意义“再赋予的过程。正如上文的李卜对柯仲平一语道出新旧戏的异同：虽然新旧都是教化人，”但是你们指出了一条路“[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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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制造国民》2012年06月17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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