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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意义”的注入，并决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权，就必须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40年代延安以新说书为代表的大众文艺运动，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转换乡村生活方式，并试图用左翼文化提升民间文艺的品格。通过说书改造，左翼文艺构建了乡村公共生活，而说书人艺术为今天反省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革命和想象的潜能。
1949年后，和城市文化改造运动同步，乡村大众文化改造也同时展开，成为研究1949年后的“当代文学”不可回避的考察对象。而由于左翼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复杂关系，使得我们在考察当代文学时，往往会身不由己追踪到“解放区文艺”，本文考察的说书人改造也是如此。无论是1949年后的说书，还是延安时期的说书，我们于其中既会看到大众文艺和“传统”的复杂关系，也会发现“当代文学”和延安文艺乃至左翼文艺的“历史相关性”。
一、发现“说书人”
1944年，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民间艺人李卜》一文，介绍当时很受延安欢迎，如今被我们遗忘的流浪艺人李卜，李卜打小喜爱唱戏，尤其喜欢唱眉户、闹社火（秧歌）。旧军阀曾把他绑去给部队唱戏，逃出后自己组了个班子，在安塞一带流浪，后生意不好散了伙，只好回家重新做木匠。1940年的一个夜晚，民众剧团在陜西鄜县演出时，农民张云在观众群中认出了李卜，马上跑到后台，向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报告。在人丛中，憨厚的柯团长拥抱了农民李卜，热情地说：“唉，我老早就在访你呀，今天总算遇到了……”[1]。第二天，柯仲平在自己屋摆了很多菜，请李卜来喝酒，听说他家庭困难，又给了他一点安家费。最终他终于打破顾虑，跟着剧团演戏，同时教民众剧团的“娃娃们”唱戏。
丁玲此时在党报上介绍李卜，不是孤立的事件，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开始关注民间艺术形式，但多集中在秧歌、秦腔、评剧、歌谣、窗花等艺术形式上，1944延安文教大会后，说书改造受到关注。这段时间，《解放日报》大量报道了解放区各地“发现”民间艺人的消息，木匠诗人汪庭，练子嘴英雄拓老汉，劳动英雄、不识字的快板诗人孙万福、王老九等等，不但乡村，部队里也时常“发现”文化不高，但出口成章的“诗人”[2]，这些人都不是专业的艺术家，在农民中却有知名度。发现这些活跃在乡村的“地方人才”，成为延安新文艺一项重要的任务。如何发现？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眼睛向下”[3]，并曾亲自召集说书艺人韩起祥到他的窑洞里说新书，鼓励他要将新书“推向全国”，要“多多带徒弟”。丁玲文章发表后，乃超在国统区重庆的杂志上写文章呼应丁玲，该文随即被解放日报转载。他认为今天的延安，寻找民间艺人的方法，“既不是旧日的抢或绑，也不是今日极为流行的买”，“更不是嫖妓女那样的捧，而是尊之为老师，使他自动为人民服务的新方法”。可是这些底层民众并不是纯洁无暇的火种，有的甚至藏污纳诟，如何改造他们？发现和改造旧文艺，也包括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知识分子也要在乡村的生动情境中改造自身，由此与农民形成一种新型的交往关系。柯仲平回忆说：“为收李卜像请诸葛亮一样。我们把群众送来的羊杀了，摆宴请他吃，对他简直好的不得了，尊之为师，请李卜来，如军队得了大将，我们的热情把他烧焦了”[4]。李卜因在旧戏班呆得久了，爱抽鸦片，来民众剧团时，随身就带有鸦片烟土，柯仲平知道后，不愿伤他的自尊心，“装作不知道”，只从旁劝说，“别的人也给他暗示”。此外，由于得到了当地乡政府照顾，他的婆姨和儿子在家里也过得很好。李卜探亲，剧团还送肉、送布，李卜这才觉得大家都是好人，只有自己不争气，“几十年的老烟瘾，想不到在他五十一岁的开始，在腰腿不好，牙齿也脱落了的情况下，竟一下子戒绝了”，民众剧团要回延安的时候，他不再提离开队伍了，觉得这就是他的家，平时热心指导剧团练唱，有时一个人登台唱全本《张琏卖布》，民众剧团有了他，丰富了剧本语言，也大大提高了演唱技术[5]。在这里，“大烟瘾”作为身体疾病的隐喻，告诉我们发现地方人才，首先也意味着对“旧身体”的改造，旧戏子的确有不良“嗜好”，有一些坏“毛病”，但并非不能改，改好后他们就是革命艺术家，冯乃超为此感慨：
……如果一棵枯了的古树忽然抽条发芽，人们曾以为是奇迹，但是，一个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衰老了的人，居然转过来了，对自己的艺术本领和做人的意义，都有了自觉的认识，难道不该说是更大的奇迹么[6]？。
乃超批评了今天依然有人认为文艺属于天才、艺术属于少数人的偏见，这些人总是慨叹天才太少，文化太幼稚，作品不够伟大，没有文学性。这种偏见会将历史中一个个莎士比亚“戕害”在萌芽状态。其实孰不知莎士比亚的作品当初也被认为语言粗俗而不能登大雅之堂，其成为经典也是后来逐渐形成的[7]。
对说书艺人韩起祥的发现也有一段故事，韩起祥也是有身体疾病的“盲人”。平时说书，兼算命打卦，做巫术治病，因搞迷信活动，在延安不受欢迎。1944年前，延安县政府一度实行极端政策，禁旧书，只准说新书，韩起祥由于弹唱的仍是一些“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的传统书目，他的三弦被没收，卦签也被砸烂[8]。到了1944年7月，延安兴起说新书运动，韩起祥因主动编新书，逐渐受到注意。据贺敬之回忆：
大约在1944年春秋之交，我到延安县政府的驻地王家屯去深入生活……当时延安县委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收容了一群算命先生，中间有一个人，是从横山那边来的，他不是一般的算命先生，主要是说书艺人，还能说几段自编的新书。……我们见面后，韩起祥给我讲了他的经历，我听了很受感动。他又给我唱了一段他自编的新书，很有艺术光彩，我把它记录了下来。我当时觉得民间艺人说新书，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一条值得提倡的正路子。于是，我就把他从延安县政府所在地领到“鲁艺”去。……来到了“鲁艺”，我把起祥介绍给戏剧系的张庚，音乐系的吕骥、马可、安波等同志，当时教务处接待了他，请他说书，他至少在“鲁艺”说过两次书。起祥演唱起来满怀激情，开始总是把“鲁艺”和我唱进去，我现在回想起来心情仍然很激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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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制造国民》2012年06月17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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