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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个广西来说，清中期以前，壮族人口在总人口中仍占绝大多数。嘉庆七年（1802年）《临桂县志》卷十二说：“广西之境大约十良人半之，瑶僮三之，居民二之”。这里俍僮为同族异称，按此计算，当时壮族人口占广西人口60％以上，汉族人口仅占20％，瑶苗等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20％。但实际上瑶苗等少数民族人口可能达不到20％，因为明清时期，瑶、壮经常有混称的现象，在很多文献资料中皆把壮当作瑶看待。“如果以为‘瑶’都是指瑶族，‘僮’都是指壮族，‘瑶僮’连称都是指瑶族与壮族，那是不尽妥当的”。［7］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瑶壮往往混杂而居，使得汉族人土在指称时难以区别；二是由于民族歧视等原因，一些少数民族“每出掠，皆冒称为瑶”，因而在文献上也作为瑶记载；三是汉族对壮族、瑶族和分布在其附近的其他少数民族了解不够深入，从而难以进行正确识别，而往往把“僮”说成“瑶”的一种，如《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三九四说：“壮亦其（按：指瑶）种类也”。至今广西壮族、汉族以外的民族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左右，说明当时这些少数民族人口占不到广西总人口的20％。由此看来，清中期广西壮族人口在当时广西总人口中的比例更高些，可能达到70％以上。
从上述壮族人口在广西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壮族人口的分布情况看，明清时期，至少是明代到清代中期，广西全境均可视为壮族地区，广西经济，大体上可视为以壮族为主的经济。
清代以后，壮族地区人口的民族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汉族人口在壮族地区总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到清末民初，已成对半分之势。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个比例又发生变化。据陈正祥《广西地理》记载，1946年汉族“约占（广西）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六十”。［8］这个格局一直保持到现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明清以后汉人入桂人数大幅度增加。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说：“桂省汉人自明清两代迁来者，约占十分之八”。明清以前，汉人入桂多为屯戍的兵士、躲避战争和自然灾害及被流放者，大多属被动的原因，因而数量相对较少。而明清以后，除上述者外，有大量的汉族人因从事开垦、经商、手工业等自觉入桂，他们不仅来的人数多，而且一旦立足便迅速发展，其人口也迅速增加。二是明清以后，岭南壮族融合于汉族的速度也有加大的趋势。当然，进入广西的汉族有不少融合于壮族，但由于汉文化的强大影响，更多的是壮人融合于汉族，失去了本民族的特征；这仅是民族自然融合的一面，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历代政府强迫民族同化的事屡有发生，其主要手段之一是不让壮人讲壮话和强迫壮人改变民族习俗。
为此，我们在行文过程中，一般把明清以前（含明清）的广西都称为壮族地区，而明清以后即民国时期，在描述时则尽可能把壮族聚居的县区别开来，一般指今天的百色、河池、南宁、柳州4市所辖的县，如以民国三十三年为例，取横县、永淳、宾阳、迁江、来宾、武宣、象州、柳江、忻城、宜山、柳城、洛容、中渡、百寿、三江、融县、罗城、宜北、天河、思恩、南丹、河池、东兰、都安、平治、那马、隆山、上林、武鸣、邕宁、扶南、绥禄、上思、思乐、崇善、明江、宁明、凭祥、龙津、上金、雷平、左县、同正、养利、万承、隆安、果德、镇结、龙敬、向都、天保、靖西、镇边、敬德、田阳、田东、万岗、百色、凌云、凤山、天峨、乐业、田西、西隆。这些县壮族占有相当的比例。
当然，我们不可能追求一个纯粹的民族经济，因为在当今世界，都不可能存在纯粹的一个民族独立生活在一个区域而没有受其他民族的任何影响，壮族也不例外。我们所说的壮族经济只是相对而言。
壮族是我国华南地区的土著居民。壮族居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决定了壮族的经济文化特点。壮族是把野生稻驯化成为栽培稻、创造了稻作农业的民族之一，为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壮族是稻作民族，属稻作农耕经济文化类型。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经济孕育了壮族早期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物质生活及共同心理文化等特征。
壮族经济发展经历了氏族部落时期的原始农业；西瓯骆越时期（先秦至秦汉）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俚僚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集市的形成；僮土时期（宋元至民国）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矿冶业、交通业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时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五个阶段。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冲击，使壮族经济逐步走向市场化。西部大开发为壮族经济的加快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壮族经济的这种纵向历时性发展变化，直接地影响着壮族的族体形态过程，其中包括由血缘民族向地缘民族转化及族体规模、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变化。
当壮族处在氏族部落时代，是她独自发展的时期。当壮族先民西瓯、骆越人从氏族部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由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时，发生了秦瓯战争，秦始皇统一了岭南，西瓯、骆越地区纳入了祖国统一的版图，自此至民国时期止，壮族由独立发展时代转入了统一的中央封建王朝治理下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处中生存和发展的时代。民族政治过程的这种转折和变化，对壮族的经济过程和族体形态过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对壮族经济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秦统一岭南后，大批中原汉族移居岭南“与越杂处”，开始了壮汉民族融合的过程。同时有相当一部分西瓯骆越人移居东南亚地区，他们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今天泰国的泰、老挝的老、缅甸的掸、越南的岱、侬等民族及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留在我国疆域上的西瓯骆越人则发展成为今天的壮、布依、傣、侗、水、仫佬、毛南、黎等民族，其中壮族是人口最多的一支。壮族族体形态的这种巨大变化，基本原因是经济的发展。而族体形态的变化又对壮族的经济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氏族部落时期，壮族处在潜民族状态；从先秦至隋唐时期，壮族处在自在民族状态。宋代，由于北方战乱，南方社会相对安定，岭南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大批中原汉族继续移居岭南，瑶、苗、回等民族也陆续进入岭南。随着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的增多，增强了壮族“相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壮族自称“僮”的出现，标明壮族由自在民族进入了自觉民族状态。
壮族是稻作农耕民族，这是由她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壮族经济发展必须遵循其固有的规律。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产业优势，同时又要使壮族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其发展。
参考文献：
［1］覃乃昌．广西世居民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
［2］曾昭施．曾昭施教授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89．
［3］曾昭旋．论岭南文化的起源和发展［J］．曾昭璇教授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91．
［4］“越人歌”见刘向《说苑·善说》篇，记下春秋楚鄂君子不懂榜枻越人唱的一首歌。
［5］曾昭旋．论岭南文化的起源和发展［J］．曾昭施教授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92．
［6］曾昭旋．论岭南文化的起源和发展［J］．曾昭施教授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94．
［7］苏建灵．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179．
［8］陈正祥．广西地理［M］．正中书局，1946．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3期第7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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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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