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的认识。白先生非常赞同范文澜关于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创造了我们伟大国家的说法,并提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全世无匹的悠久的历史,这是我们中华人民所应该引以骄傲的。这份骄傲,比单独地对汉族历史悠久的骄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7]。他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讲到,在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的过程中,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份贡献。白先生的这些论述阐明了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不同贡献中,互相依赖、互相支援对促进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他还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不跟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是不行的。进而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是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6]值得重视的是,白先生的言论中不仅承认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而且他佩服一些少数民族在开发和建设边疆方面的突出贡献。如对藏族在高山地区建设几千年,他就很佩服[3]。对少数民族开发和建设边疆的贡献,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对边疆的开发,少数民族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他们,边疆开发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边疆地区繁衍、生息、生产劳动,不断开拓,经历了多少个世纪。”他主张“要大写我们少数民族如何捍卫我们的边疆”[8]。
我国多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十分复杂的过程,由于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存在,也由于民族杂居,汉族的贡献和少数民族的贡献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白先生在研究回族的贡献时发现了这种情况。他说:“回族人在历史上的创造,在历史上的贡献,往往是跟别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有的时候是为别的民族的成就所遮盖,回族自己的成就不容易被看见。从文化上讲,回族人在文学方面、哲学方面、儒家‘经学’方面、科学方面,都有它的成就。但是,很难说哪一种成就单独是回族人搞出来的。当然也有,但在记载上不多见。”[9]在《中国通史纲要》中,白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更深刻、更明确的表述: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对祖国历史的创造出过力,也都跟国家的命运同呼吸。在长期的反封建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各民族总是并肩作战。无论在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方面,每一个民族都从兄弟民族中吸收各种营养以丰富自己。每一个民族的语言也不断地接受兄弟民族的影响。甚至每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组合、分化和融合的过程,总是不断地接受兄弟民族的成员,也不断地有自己的成员参加到兄弟民族里去。[10](P13)
因此,他强调:“我们要写多民族的统一,写各民族同汉族在相互关系上的发展。各族有各族的特点,但也离不开‘共同性’。”[8]
(三)正确对待民族差异和民族意识
怎样认识民族差异的问题?白先生指出:“差异就是不同。有民族,就有民族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民族。有民族差异,就有民族感情。不管哪个阶级都有民族感情。”[3]那么,民族感情怎样理解?白先生认为,民族感情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民族友好。你尊重我的差异,我尊重你的差异;你尊重我的民族感情,我也尊重你的民族感情。而且,各有特点,你以畜牧为主,我以农业为主,可以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另一种是民族矛盾。彼此不尊重民族感情,在民族间往往能发展成大问题。他列举了历史上因为回民的吃饭问题和清初的带不带辫子的问题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应该说,白先生对民族差异的看法,视角是独特的,他突出强调了民族感情问题,把民族感情看作是处理民族差异的问题关键,实际上抓住了民族问题中的主要矛盾。
与对民族差异的看法相似,白先生认为民族意识是民族间进行区别的最主要因素。他认为,我国各民族的形成很复杂,是否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很难说。共同语言一般说都有,但我们有这种情况,即同一个民族也有不同的语言。地域,有些民族是集中的,有些就不是。比如回族,就没有共同地域,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但在经济、语言、地域三项要素上,不管有何不同,各民族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是某某民族,你要说他是别的民族,他不干。这就是民族意识[2]。可见,白先生联系我国多民族历史发展的实际而产生的这个认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民族感情与民族意识都是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在众多的民族差异因素(语言、地域、经济、意识等)中,白先生唯独强调了思想意识的差别,而且,他的分析是合乎逻辑和颇具合理性的。从白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大概可以触及到他理论上时时出新的原因。那就是,从实际出发,善于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都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产生着巨大的作用。”[11]立足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白先生关于民族问题的深刻见解,理论意义是重大的。从其所涉及的内容看,是处理现在民族问题和撰写中国通史、民族史都需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从其所采用的方法看,全局的角度、历史主义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人们学习和研究民族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二、关于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白先生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先生对民族史的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研究回回民族史开始入手的。此后,他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对多民族中国史和民族关系史中的一些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关于单一民族的历史和多民族的历史
如何看待单一民族的历史和多民族中国史的关系,白先生对回族史的专门工作者的要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搞回族史研究的人员,对中国史要有研究,至少对中国史要有点必要的了解。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因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不可能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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