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与人为害的鲤鱼精怎么可以成为鱼篮观音菩萨，我们认为，应从明代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去寻找答案。首先，明代禅宗再次兴起，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要特点之一。禅宗是中国佛教的特产，他一方面尽可能地扩大成佛的范围，主张一切众性皆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另一方面，他又尽可能地缩短成佛的时间，鼓吹只要心诚，只要用功，便可以即身成佛，甚至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称道成佛不再讲究根器，佛国的门槛也不再高不可攀。其次，明中叶以后王守仁从禅宗“心即是佛”的义理出发以“心即是理”为理论基石，提出了“致良知”的观点，并强调良知人人都有，圣愚皆同。他说：“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如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22］也就是说，人人可以为圣贤，个个可以成菩萨。在这种社会思潮下，鲤鱼精也就可以成为观音菩萨了。

这个观音收服鱼精的故事在后来的西吴高腔、松阳高腔、柳子戏、庐剧、婺剧等地方戏中都有演出。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戏改的大浪，有了此剧的改编本，如《追鱼》、《碧波仙子》、《真假牡丹》、《鲤仙闹洞房》等，改变了原剧的旨趣。如越剧的《追鱼》由《书馆》、《观灯》、《分别》等三场组成，此剧把金家写成了嫌贫爱富的人物，把鱼精塑造成一个痴心追求爱情，宁愿舍弃天堂，甘愿留在人间的多情仙子，而观音则成了成就这对有情人的红娘。在《分别》场中，当鱼精被天兵追得走投无路自知难逃时，只想“水遁”了。这时观音特来搭救，并给鱼精指出两条出路：

（观音白）且慢，鲤鱼精，你不用惊慌，吾乃特来搭救于你。（鱼白）多谢娘娘。（观音白）但不知你要大隐还是小隐。（鱼白）大隐怎的？小隐何来？（观音白）大隐拨鱼鳞三片，打入凡间受苦，小隐随吾归南海修炼，五百年后，得道成仙。［23］　

在此，把两个不同时期的观音收精的场面作些比较，就可以看出不同的时代特色：明代传奇中的观音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同时又是与道、儒合一的神灵，她受命于玉皇，而不是佛祖，这是明代观音信仰中土化，世俗化的体现。《追鱼》中的观音却和蔼可亲，她不仅仅只是解决鱼精的一时之困，而且还设身处地，为鱼精着想，让她有着实现自己追求幸福与自由生活理想的机会。在观音看来，若能脱去仙气，过上人间的平凡生活，即使是去人间受苦，那也是“大隐于市”般的真正解脱，而那久经修炼，得道成仙的神仙日子，只不过是“小隐于林”式的暂时逃避，体现出对人间生活的向往。而鱼精也是选择了拨鳞的痛苦，与张生生死同命，这既表现了他们生死无畏，甘苦不渝的纯真爱情，更体现了鱼精对平凡人间生活的渴望。较之明代的传奇，无论是剧中的神灵还是精怪，都多了几分平凡的人性，少了些许神秘的仙气。

总的说来，鱼篮观音的不同传说故事及其所塑造出来的不同形象，是鱼篮观音文化的载体，体现了华夏民族对观音文化的吸收与改造。鱼篮观音的产生，从延州妇人的“纵欲”到马郎妇的“守贞”，反映出本土儒家文化对佛教中关于“妓女即是菩萨”价值转换理论的改变，从娼妓到菩萨的鱼篮观音，是中土文化的一个创造。并且，随着鱼篮观音信仰的广泛传播又衍生了不同的传说，使鱼篮观音渐渐的褪去宗教的色彩，更加合乎我国民间信仰的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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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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