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北京内不同区域民俗的比较研究
地方性是民俗的一个根本特征,而民俗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关注、发现和解释民俗的地方性。地方志中的民俗记述有着确切的区域定位这一特点,为开展民俗的区域比较研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北京是由多个小区域组成的较大的空间范围,这些小的区域虽然相隔不远,但在民俗方面仍有不同。对此,光绪《顺天府志》有很好的揭示:
顺府府属州县二十有四,星罗棋布,壤接趾错。皇都尺咫,风俗不殊。然谚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霸文偏于南,与保定河间相似;昌密偏于北,与宣化永平相似,宝宁富庶,俗尚奢靡;平怀狭隘,民情弇鄙。大同之中,不无微判。[18]
在《光绪顺天府志》这样的著述里,由于编纂者有表现民俗地方性的自觉意识,因而常常对不同区域的民风民俗加以专门梳理,这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民俗的地方性。对于当代学者研究北京民俗而言,这是十分方便利用的资料。另一方面,当代学者还可以通过对成书于大约同一时期北京内不同地方的志书之相关内容进行比较,以发现民俗的地方性或有关线索。如民国三十年《通县志要》和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都记载了当地的婚礼习俗,细比较之可以发现两处婚礼习俗实乃大同小异,下面就“小异”处列表举数例:
《通县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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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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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女子年庚送交男家,名曰“压小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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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年庚于纸,送男家“过小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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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之日,男备彩轿往娶于女家。女家随轿来男女二客,男曰“帮轿人”,女曰“送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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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时请男客四人或二人、女客一人,同往男家,曰“伴郎”或曰“陪客”,女客曰“娶女客”,尊称之曰“娶亲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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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迎日)设席,宴随来之男女二客,名曰“会亲客”,宴毕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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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迎)明日,凡亲长至,男女交拜,曰“受礼”。女家亲友四人,或八人至门,曰“会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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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过三日,女家送果饵,名曰“点茶”。行庙见礼,女拜全家,俗云“分大小”。谒邻族,俗云“拜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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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有祠堂者,拜祠;无者,至祖茔拜墓,曰“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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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女家来会亲,名曰“看单九”。十九日,女家亲友来会亲,名曰“作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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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九日、十八日,女家来人,曰“作单、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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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排除误记错记的可能,那么从上表可见民国时期通州和房山的婚礼之不同,或者体现在同一民俗事象有不同的称谓,或者体现在同种性质的习俗活动举办的时间、参与者的数量有所差异,等等。尽管这些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很难从地方志中找到,但它们的存在确实反映了北京民俗“大同之中,不无微判”的状况。
4、北京旧志编修者的风俗观研究
所谓风俗观,是关于风俗之性质,功能,价值,起源,特点,传承,变化,移易,良陋以及风俗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礼制、伦理、政治、教化之关系,记录风俗之意义等诸多方面的思想观念和见解。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就已有多个学者就风俗阐明了自己的观点。[21]汉代以降,更是代代都有士人学者表述自己的风俗观。宋代以后的地方志往往志风俗,地方志的修纂者们往往就此发表对风俗的看法,遂使地方志成为风俗观的重要载体,也因而成为当代民俗学者考察传统风俗观的资料来源。北京不同历史时期著成的地方志也总是不乏风俗观方面的内容,有的是编纂者开宗明义式的阐述,有的则通过对资料的剪裁和安排来体现。那些对风俗观所做的开宗明义式的阐述往往出现在志书的凡例或序言部分,或者在开始志风俗之前。以康熙《大兴县志》言,就在志风俗前,专有一段论风俗的文字:
帝王之治天下,所先在教养,养以育其身家,教以成其德行,所以上有教化而后下有风俗。风俗之厚薄由于教化之纯疵,理势然也。古者天子省方察民俗之贞淫,以自审其立教之源,则治乱安危由斯而决。风俗所关,顾不重哉!大邑附俪神京,古平天下之大人所先治之国也,故于田岁中纪其士夫好尚,男女知能因心而著,相袭而行者,小而颦笑服玩之微,大而节序礼仪之重,略具二三。若夫易浇为醇,革薄从忠,犹有俟焉。夫礼乐百年而后兴,则移风易俗断有望于今日之维持风化者矣,志风俗。[22]
在这段为“志风俗”张本的文字里,作者至少在如下一些方面表达了自己对于风俗的见解:(1)风俗与政教关系密切,尤其强调教化的好坏决定了风俗的厚薄,可以“察民俗以自审”,观察风俗之“贞淫”是判断政教优劣的途径。(2)“颦笑服玩”乃风俗之微者,节序礼仪乃风俗之重者。(3)风俗有浇薄与醇忠之分,当下风俗浇薄。(4)风俗可在浇薄与醇忠之间转化,但需要“今日之维持风化者”有意识的努力。
又《房山县志》中也有长篇幅对风俗的看法,姑录一段于此:
系于水土谓之风,成于政教谓之俗。燕自召公建国,化行俗美,下逮汉唐,远在边境,渐染强悍之风。自金亮迁都,元明清因之未改,号首善者又已六百余年矣。房山地隶幽燕,民之习尚由来已久。欲知其俗,必先考其风所自来。[23]
在这里,(1)作者格外强调了“风”与“俗”的不同,尤其是来源的不同,认为风更多与自然环境有关,而俗则更多与政教有关。(2)一个区域在国家中的地位,直接关系着俗的美与恶。(3)风比俗具有更根本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风是理解俗的前提,所谓“欲知其俗,必先考其风所自来”。
萧放先生近来撰文认为:“我们应重视对传统社会中主流阶层民俗观的研究,总结他们对待民俗文化的态度与认识,以明了民俗文化在历史社会的处境与整体文化中的位置。”[24]表达风俗观的文字在北京现存旧志中比较多出,对这些风俗观加以细致分析和比较,对于准确、全面把握我国传统风俗观会有很大的帮助。
5、地方志中民俗事象记述书写的文本研究
基于修纂者修志态度、观念、学力、精力、掌握资料多寡、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的能力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就风俗部分而言,呈现出来的文本水平不一,风俗所涉内容不同,侧重点不一样,繁简差别也非常之大。比如光绪《顺天府志》修纂者强调风俗的地方性,因此文本特别注意呈现不同区域风俗的差别。万历《顺天府志》志风俗则重在时间上的流变,于区域内的不同风俗用墨不多,在列举了岁时、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之后,编纂者写道:“以上民俗。京国之大都也,视之属邑庐巷细事,不无稍殊,然而风气所囿,则全郡一辙,毋容赘禾。”[25]
判断不同文本的优与劣,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并找寻其何以如是的原因,当有助于当下地方志风俗部分的修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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