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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民俗是北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北京拥有大量的地方志，不同历史时期修纂的地方志对北京民俗的记述，为当下进行北京民俗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翔实、可靠且时空确定的宝贵资料。通过对地方志中民俗资料的发现与解读，可以进行北京民俗史、北京民俗形态、不同区域民俗的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风俗观以及民俗志文本写作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利用地方志民俗资料进行北京民俗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是由地方志文体的特点以及修志者的观念、水平、工作态度等决定的。因此，进行北京民俗研究，不能仅仅依靠地方志，还需要其他类型的文献作为资料来源。本文之所以主动舍弃其他类型的文献而专注于地方志，主要是为了肯定和提倡它，使其在北京民俗研究中获得与其价值相当的位置。同时，这样做有利于对这类型资料的优缺点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从而发现、提炼使用这一类型资料进行研究时的合适方法。如果不同类型的资料都得到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在综合应用时就可以更好地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将北京民俗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关键词] 地方志；北京；民俗
北京是具有三千多年建城史、近千年建都史的特殊“地方”，在其演进至今的发展历程中，长期定居或寓居于此的人们创造、享用、传承、累积了十分丰厚的民俗文化，同时也生产出正史、笔记、诗词曲、类书、散文、族谱、碑刻、契约文书、乡规民约、账本、日记、书信、宗教科仪书、善书、药方、日用杂书等形式多样的大量地方文献。这些文献中有些本身就是民俗活动的直接产物，有些虽不是民俗活动的直接产物，其中却不乏对北京民俗的记述和描写。重视地方文献，对北京民俗进行深入研究，是北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鉴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本文中将只关注地方文献的一种——地方志。
中国地方志素以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数量多而闻名。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2]收录1949年以前历代地方志共8264种，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不同类型的方志以及具有地方志性质资料的志料、采访册、调查记等，其中宋代28种，元代7种，明代973种[3]，清代5685种，民国1571种。《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4]一书所收比《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还要多出313种，达8577种之多。地方志作为包含多种类型、记载特定地域之各种信息、被公认具有资政、教化、传史功能的特定文体，其学术价值业已得到学者们的诸多论述，[5]而运用地方志进行研究，在不少领域都已经有了学术实践并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成果。[6]笔者也曾关注北京地方文献与北京民俗研究的关系问题，并已发表《〈北京岁华记〉手抄本及其岁时民俗文献价值》、《〈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及其反映的明代宫廷岁时生活》、《〈帝京景物略〉中的岁时民俗记述研究——兼及关于民俗志的一点思考》、《〈宛署杂记〉中的岁时民俗记述研究》等文章。[7]这里，将主要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就如何阅读北京旧编地方志以发现其中的民俗资料、如何运用这些地方志进行北京民俗研究，以及地方志(作为一种文体)民俗资料的优缺点谈一些个人看法，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北京地方志的读法：如何发现其中的民俗资料
地方志多记载一地各方面的情况，是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又因往往追溯历史而成为一地之全史，因此不同学科都可以从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出于研究目的的不同，解读地方志的方法和关注点也不相同。较早提倡运用地方志进行研究的北京大学陶希圣侧重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以在强调“方志是研究一地的历史的最方便的书”的同时，提出地方志要“先读有大都会的地方的县志”，以便探讨“大都会的发达史”、“从前的大都会的衰弱过程”、“现代大都会的起源及发达经过”；要采取“分工的办法”，最好是由本省人来读本省的地方志。[8]鞠清远也充分肯定了地方志对于经济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有许多经济史料，在他处很不易于找到，而在方志书中，可以找到”，鉴于地方志数量浩繁，通读不易，他提议可以先读历史上重要的经济都市的方志、在水路交通线附近的府县方志以及历代重要工业或矿业区域的府县方志。在读地方志时，特别要注意不要忽略一些不易引人注意的内容，如方志中关于驿路、寺院、庙会、市、集会、水利事项、桥梁建设等内容的记载。[9]60年后，主要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常建华教授充分肯定了前贤们的探索，并以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经验谈出自己对地方志读法的理解：“利用地方志如同陶希圣先生所说，往往是‘研究一地的历史’，并采取不同人分工的方法，我自己指导学生的论文就是这样，还希望学生研究家乡的地域史，以为写自己熟悉的历史容易产生兴趣，熟悉资料快，容易进入问题的考察。”同时，他又认为由于由于史学观念的变化，“从阅读地方志入手研究地域、区域史，也就具有了方法论意义”，因此“如何阅读地方志，就需要进一步讲求……阅读地方志首先应树立历史的整体观念，即把地方的历史作为整体考察，对于地方上某类事项的兴趣，要放在当地的整体中去认识，应是为了认识更大历史单元如跨小地域的区域史或通史服务的。”“研究区域史或地域史，则应当首先阅读地方志，而且是带着整体历史观念阅读。”[10]这些基于不同学术背景、研究取向对地方志读法的思考，有利于当前从北京民俗研究的角度探讨地方志的读法。
从北京民俗研究的角度无疑匡定了我们阅读地方志的范围和重点。一方面，它是北京民俗研究而非其他区域的民俗研究，这决定了所读地方志的范围主要是指北京现界之内编修的地方志。另一方面，它是北京民俗研究而非北京经济研究，这决定了阅读地方志的重点主要是发现与民俗相关的资料。
从第一方面来说。北京拥有相当丰富的地方志文献，虽然其中一些已经淹没于历史风尘之中，只可见其名称，如《洪武北平图经》、《北平图志》、《北平志》、《北平府图志》等，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品留存下来，谭烈飞主编《北京方志提要》一书收录现存1949年以前成书的“旧编地方志”91种。[11]而若将《燕都名胜志稿》(明·曹学佺)、《帝京景物略》(明·于侗、于奕正、周损)、《北京岁华记》(明·陆启浤)、《大兴岁时志稿》(民国·张茂节、李开泰合编)、《宛平岁时志稿》(民国·王养濂、李开泰合编)、《春明岁时琐记》(民国·让廉)、《成府村志》等具有地方志记性质的书籍也补充进去的话，“旧编地方志”的数量还会更多些。当我们试图在地方志这一类型的文献中寻找与北京民俗相关的资料，这些存世的、以当代北京所辖地域或其部分为修纂区域的地方志，就是工作的主要范围。
再从第二方面说。确定了工作范围，能否在其中找到民俗资料，首先取决于学者对于民俗的看法。尽管“民”与“俗”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连在一起使用，但它与当代民俗学科中的“民俗”概念并不相同，事实上，在北京旧编地方志中我们很难见到民俗这个词。而我们开展北京民俗研究却是在现代民俗学的框架下进行的，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对“民俗是什么”有清醒的认识，这直接影响阅读和搜集的效果。
有了民俗学的眼光，读地方志前就可以先对地方志进行分类。旧编地方志有将一地各方面情况编入而成一书即“百科全书”式者，亦有只记载一地之某个方面情况者，不同类型的地方志与民俗的关系颇有差别。以《北京方志提要》所收91种旧编地方志而言，其中府(市)志9种，州(县志)50种，专志32种。32种专志中，有的显然与北京民俗关系不大，如《[道光]钦定国子监志》，有的则可视为北京民俗志，是当然的北京民俗资料，如《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京都风俗志》、《燕京旧俗志》等。由于专志的内容比较确定，本文所谓在地方志中寻找民俗资料的方法，主要是针对综合性方志而言的。
我国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历来强调风俗对于国家兴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性，以为“天下之治乱，系乎风俗者”[12]，“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13]，作为具有存史、资政功能的地方志，很早就重视对当地风俗的记录，且有愈来愈重之势。明代永乐十年颁布《修志凡例》是我国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志书体例之肇始，它明文规定风俗乃必志内容。在存世的北京综合性地方志书中，几乎都有“风俗”(或“风习”、“礼俗”)的名目。或独立出现，如《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志》)第34章、《[康熙]昌平州志》卷五、《[康熙]怀柔县新志》卷二(卷二中还有行宫、道路、里社、庙寺、祠墓、灾祥等目)、《[康熙]顺义县志》卷上；或在地理志(舆地志)中，如《[万历]顺天府志》、《[康熙]顺天府志》、《[光绪]顺天府志》、《良乡县志(康熙十二年)》、《[康熙]宛平县志》等。亦有附于其他志后的，如《[嘉靖]隆庆志》附于人物志后、《顺义县志(康熙五十八年)]》附于形胜志中等。由于古代人对“风俗”的看法与今人对民俗的看法有较多通融之处，因而，标有“风俗”或类似名称的门、卷、目也就成为蕴含民俗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
不过，古人眼中的“风俗”毕竟与今人眼中的“民俗”又有诸多不同，比如古人更注重对一地人群总体性格和好恶的总结和把握，记述的内容更集中于岁时节令和冠婚丧祭等人生习俗，所涉范围要比今人的“民俗”要窄一些，因而在地方志中寻找民俗资料仅仅关注“风俗”卷、门、目是不够的，还需要扩大范围。除了“风俗”外，诸如物产(或曰土产)、方言、祠祀、寺观、祀典、艺文、市集、杂志等名目也需要重点关注。此外，还需要格外关注志序和凡例，它们往往不仅提供迅速发现民俗资料的线索，而且常含有编纂者对风俗的看法，是探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精英风俗观的重要资料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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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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