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两者并不完全一致,贝利说这篇于阗文献可能是佛教传说集《上妙演说解悟经》(Divyāvadāna)的改写,此经无汉译本,却有藏文本。这一故事在南亚盛传,据贝利说这个故事在爪哇波洛卜都尔(Borobudur)废墟上还有雕刻。P.S.杰尼为此曾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论述这个故事历来增扩发展的情形(25)。在泰国此一故事出现在《五十个故事》(音译作《班雅萨dū或shé(11)陀迦》)的第二篇《素吞本生经》中。对照一下汉译佛经和《素吞本生经》的基本情节,如出一辙,而且一些基本的人名、地名也完全一样。在泰国文献中,将主角音译为树屯(Sudhana),义静将其意译为善财,善财是佛教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义静显然是利用现成译法,Su有“善、好”的意思。“曼诺拉”即Manoharā,义静意译为“悦意”,《素吞本生经》中的故事发生在潘查拉,汉译作般遮罗,即{j2o502},位于印度西北部,是公元前六世纪时印度十六个主要国家之一。在《素吞本生经》中,北般庶罗属于那伽族即龙族,而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中,此国城名为龙阁,在于阗文献中,此城名为Hastināpura,即龙阁城的意思。泰国文献中那个神奇的套马索,即amogha-pasā,在汉译中作“不空(12)索”,等等。也就是说,尽管两国的译者在译法上有所区别,但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是无疑的。总之,我国的中原地区、云南、西藏等地区以及蒙古、老挝、缅甸、柬埔寨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共同来源都是印度,通过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而流播到各地。
《召树屯》的主要人物和情节来自于南传佛教,主要是泰国的宗教文献,此点无可置疑。但汉族传说对这一故事同样有较大的贡献。因为无论在梵文原典、汉译佛经还是泰国本生故事中,都没有“羽衣”这件道具的出现,仙女的飞行靠的是“髻宝”;在于阗文献中,则是一件能飞的魔袍;而在《召树屯》中,仙女是身穿孔雀衣飞行的。所以,《召树屯》长诗无疑也受到了汉族传说的影响。
综上所述,三千五百多年以前《梨俱吠陀》中的一个比喻,由于所谓“语言的疾病”,演变为一个有关禁忌的“天鹅女”故事。此后,在文人作家、民间传说以及宗教文献中沿着不同的途径不断发展。当它被佛教说一切有部和说出世部之律藏利用之后,沿南传、藏传与北传三条不同的路线而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地区。这其中中原、西藏和泰国乃是此一传说的次级传播中心。云南地区的傣族长诗《召树屯》乃是受泰国和中原地区的双重影响而形成。
注释:
①此文为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的一部分。
②刘守华:《纵横交错的文化交流网络中的〈召树屯〉》,第44—45页,《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1期。
③陈建宪:《论中国天鹅仙女故事的类型》,第67页,《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
④《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卷,第5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⑤同注①。
⑥同注②,第63页。
⑦东方既晓:《〈召树屯〉〈朗退罕〉渊源新证》,《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⑧傅光宇:《〈召树屯〉源流辨析》,第28页,《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
⑨阿婆娑罗:古印度“吠陀”和印度教神话中的半神女性灵体,主要居于天界,亦栖身于世间(河流山峦等处),往往以女性水灵的面貌出现。
⑩ed.by F.Max.Müller,Sacred Book of the East,vol ⅣⅣ; eng. trans. by Julins Eggeling Satapatha Brāhmana,Ⅵ,5,1,Delhi,1978.参照魏庆征在《古代印度神话》中的译文,有删节。
(11)季羡林:《关于优喱婆湿》,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380页,三联书店1982年。
(12)以上参见季羡林,《关于优喱婆湿》,作者对此一故事从《百道梵书》到《故事海》的重大转变有较详细的论述,可参看,《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380—385页。
(13)[美]斯蒂·汤普森著,郑海等译,《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第11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4)汤普桑说:“作为口头故事,它是全球性的,均匀而又深入地遍布欧亚两洲,几乎在非洲每一地区都能找到许多文本,在大洋洲每一角落以及在北美印第安族各文化区都实际存在。还有许多文本散见于牙买加、尤卡坦和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出处同上,第109页。
(15)Johan Bojer:“Norwegian Fairy Tales”,F.H.Pritchard ed. , GreatEssays of All Nations,710,转引自《管锥编》第二卷,第809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16)此书第10条有:“当眼匡里一枝禾生”,第19条有:“昔有刘义狄者”、“青州刘玄石”,22条有“李玄”等。
(17)此书11条有:“侯光、侯周兄弟二人”,21条有:“陈留信义人也”等。
(18)《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其云:“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资治通鉴》卷95“晋成帝咸康三年”胡三省注:“称天子为官家,始见於此。”
(19)见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编,第51页。笔者未见到此书,据张锡厚先生论文《敦煌写本〈搜神记〉考辨》(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6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转引。
(20)金克木:《梵语文学史》,第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1)参加弗·柯尔涅夫著、高长荣译,《泰国文学简史》,第43—44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 此书中译本中的“《玛哈瓦斯特》文集”,应该就是Mahāvastu的音译,即《大事记》,或作《大事》、《大事经》。 柯尔涅夫可能直接将“紧那罗”意译为“鸟”。《大事记》有Jones的英译本,伦敦巴利文圣典会(PTS),1949—1956出版。
(22)谢远章,《召树屯渊源考》,第87、91页,《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23)同注21,第44—45页。
(24)译文参见许章真译《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中亚佛教时期的说讲故事》,第20—21页,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25)Padmanabh S.Jaini,“The Story of Sudhana and Manoharā:An Analysis of the Texts and the Borobudur Relief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ⅩⅩⅨ(1966),533—558.以上论述见于贝利《中亚佛教时期的说讲故事》一文,第18—19页。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01期,第5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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