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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时代的小人物，生平没有丰功伟绩，没有赫赫声名。
我只是一个耕耘时间较长、涉猎园地较广的诚实的农夫而已。
——钟敬文
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2001年9月29日，由钟敬文先生的老友季羡林、张岱年、侯仁之、林林等先生主办的钟敬文教授百岁华诞祝寿会在北京大学举行，首都学界100多名学者、作家与会。会上，由郭预衡教授朗诵的钟老的这首《拟百岁自省》，浓缩了这位至今还奋斗在教学第一线、带着14名博士生的百岁老人不懈的人生和事业追求，引导我们翻开这位世纪老人朴素、真诚而又伟大的人生诗篇。
“千年枯海怒潮腾，我也乘潮一后生”
1983年，在“五四”运动60多年后，钟敬文先生来到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塑像前，回忆起“五四”运动给自己的影响，吟出了“千年枯海怒潮腾，我也乘潮一后生”的诗句。
1903年3月20日，钟敬文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北部一个靠近山区的小镇。“五四”运动时期，他已是在私塾和半新半旧的洋学堂上过10年学的青年了。他所在的家乡虽然远在广东一隅，但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还是很快传播到那里。他即刻投入爱国的宣传和具体活动中去。钟敬文说，“五四”运动给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使他“把生命与整个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并开始了一条新的学艺之路”。钟敬文为之贡献毕生精力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就是“五四”运动在他的心里播下的种子。
在“五四”之前，钟敬文已经耽爱文学，但主要是旧文学，并写了讲究平平仄仄的旧体诗。“五四”以后，他转向耽爱新文学，开始订阅《新青年》、《小说月报》。至于那时风行的《尝试集》、《女神》及《湖畔》，也都是一一购读。吸收了新文学的营养，他开始放弃旧体诗写作，学写新体诗、白话散文，并且开始发表散文、诗歌。这个时期他先后出版了散文集《荔枝小品》（1927）、《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新诗集《海边的二月》（1930），还有一个文艺短论集《柳花集》（1930）。
“五四”运动在否定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同时，唤醒了对民众命运、民众启蒙和民众文化的重视。1923年至1924年间，钟敬文开始读到隶属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歌谣》周刊。这份兼收歌谣、谚语、俗歌、故事、方言和民俗记录的刊物，唤起了他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感情，引起了搜集和记录这些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他拼命向周围搜求民谣、谚语和故事，撰写谈论歌谣、方言等的随笔与小品，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歌谣》周刊编辑部联系，朦胧中给他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树立了方向。当时所寄，不但是包括记录了几十首客家情歌的《峦歌集》这一类材料，也包括对当时专家论文如顾颉刚文章的回应。由于他的向心力和勤奋寄稿，不久就被收为歌谣研究会的通讯会员。1927年，他和来到中山大学的顾颉刚等人共同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
钟敬文后来在回忆“五四”对他的影响时说，“‘五四’是我的文化奶娘”，“我对这场运动怀有特殊的感情，一是因为我多年来所从事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两学科，是这场运动的伴生物；二是因为我自己当时转变为追随新思潮的‘新党’，进入了这两种学科之门，也是‘五四’运动启蒙的结果。”“五四”呼唤平民意识，从而诞生了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这种平民意识深深进入钟敬文思想之中，使他树立了“做学问是为了民众，做学问不是为了自己”的思想，最终放弃了他所爱好而且已经作出相当大成就、备受赞誉的文学道路，而选择了研究民众文化的漫长人生之路。这种为民众而不是为自己的精神一直贯穿到现在，他从不后悔。
“一言山重须铭记，民族菁华是国魂”
“五四”运动以后，本来居于中心地位的上层文化作为封建文化而被打倒，时代要求建设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命运面临道路的选择。是全部走欧化的路，还是在民族文化内部发现、开掘有新生命力的内涵和形式？——“美雨欧风急转轮，更弦易辙为图存。一言山重须铭记，民族菁华是国魂。”钟敬文的这首诗，表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他认为：“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交汇过程中，自然要有主体和客体。如果我们创造的新文化，失去了民族的主体性（像身体没有脊梁骨），即使真能现代化，那又有多大意义呢？如果要使祖国的新文化成为有体系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重视自己千万代祖宗创造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钟敬文认为，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除了主要体现为经典文献的上层文化之外，更大量的流传在民间的各种文化即下层文化，是历代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财富。在20世纪20年代，钟敬文就提出“下层文化”是“上层文化”的基础，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汇合起来，共同构成了整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传统文化。80年代初，钟先生正式提出文化分上中下三层的主张：“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比如经史子集等，也称经典文化、精英文化。其次是中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城市的市民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比如明清的时调、通俗小说等，也称通俗文化、市民文化。它是上下层文化发生联系的中介。最后，是下层文化，从阶级上说，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比如民间文学、民间工艺等。”
80年代，钟老提出“民俗文化学”的概念。这是因为在从“五四”到80年代的现代民俗学运动中，重视口头文学、宣传通俗文艺、提倡白话文和推行国语，以及收集整理一般民俗资料，既是民俗学现象，也是文化学现象。此外，还有两点考虑：首先，这个概念适合我国国情。中下层文化是基础部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以及渔民、工匠等劳动者。第二，民间文学传播靠口头，但借助文字记录下来，使我们民族拥有丰富的民俗文献遗产，同时也表现出民俗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钟敬文认为，民俗文化学的效用，有两方面：一是保存现有的民俗遗产。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正是由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地位及相关的人民心态所决定的。二是研究民俗、认识国情（包括广大民间文化和民众心理在内），以利脚踏实地参与现实改革。
无论是对具体民俗事象的考察，对整体民族文化的理解，还是进行学科的理论建设，钟老都反对本本主义，他认为，真正好的学问是一个人悟出来的。他反对简单的照抄照搬前人或外国人的理论。1998年，钟敬文正式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认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提出中国民俗学要发展，从原则上说，其理论和方法论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从早年的民间文艺学，到中期的民俗学，再到晚年的民俗文化学，再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是一个不断在事业上开拓和深化的过程，不断把自己的事业与民族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不断把局部研究上升到一个大文化系统层面上、进行学科建设总体设计和学科理论体系构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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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200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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