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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喜欢把那些热爱中国文化、通晓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称作“中国通”。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够得上是个真正的“中国通”了。今年9月7日他满80岁了，而他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的时间，少说也有60年了。在一个甲子的岁月里，他倾心于中国文化的汇集、研究、阐释和传播，到了痴心不改、废寝忘食、无怨无悔、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难怪人们把他尊称为当代优秀的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
从1959年我们相识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尽管在两国历史上经历过巨大的变故，我们之间的友谊却始终是深挚的、牢固的、经久的，又是新鲜的。
作为20世纪下半叶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几十年来在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学、现当代小说、民间艺术(年画)、戏曲说唱等俗文学领域里辛勤开掘和耕耘，编纂和写作了大约三百种上下的著述，其中专著就有十多部，在他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阿翰林)之后，开创了或标志了一个俄罗斯汉学的新时代——以“行走”为特点、田野与书斋研究相结合、以“历史诗学”和系统研究为基本理念的俄罗斯汉学。“行走”者，就是说他的汉学研究，不以书斋的研究为限，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包括采用实地调查和间接征集的方式，获取第一手材料。他从1952年起，持续研究中国的汉、回、蒙古等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及说唱艺术，特别是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除了利用中国学者已搜集到的材料外，多次亲赴中亚地区深入到中国明代移民的东干族(回族)后裔中做调查采录。20世纪50年代末，他给中国各省的文联发信，仿效当年北大《歌谣》周刊时代征集歌谣的办法，请他们帮助搜集材料，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90年代，他对台湾原住民(布农族、泰雅族、赛德克族等)所作的田野调查，深入细致，功夫扎实，成就了他的《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一书。他还广泛利用世界各国各种流派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的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为了表彰他在汉学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和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重大贡献，中国教育部于2003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向他颁发了“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
我们半个世纪的交往，有许多刻骨铭心的回忆。“文革”之初，我所工作的中国文联被砸烂，我本人也被关进了“牛棚”，我的家遭到了几次抄家。由于我和李福清之间的来往和友谊，而被作为“苏修特务”嫌疑而受到几年的政治审查。我不得不忍痛将此前李福清给我们寄来的很多有价值的俄文书籍撕毁、焚烧，或撕掉封皮以七分钱一公斤的价钱卖给收破烂的。唯独他的那本《万里长城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我们没有舍得烧掉或卖掉，而是把有他题签的封面和扉页撕去，藏匿起来，保留了下来。而这本残书就成了我们友谊的见证。“文革”结束后，我通过朋友、新华社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唐修哲同志同他取得了联系，他也从而成为我驻苏机构的友好人士，并有机会成为“文革”后第一个破冰访华的民间人士。当他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的客人来京时，他提名要会见的朋友名单中，有钟敬文、刘魁立、我和我的妻子马昌仪。这些人中，唯独我未能获准与老友见面。李福清是一个认真而执着的人，没有见到我，他就通过正常渠道，指名要我为他开列一个我国新时期初期的优秀中短篇小说的名单，他要向苏联读者翻译介绍这个时期中国的优秀作品。我很快把一份名单交中国作协外事部门转交中苏友协。李福清拿到我开列的这份名单回国后，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译文，其中就有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意大利小提琴》，以及谌容的《人到中年》、《冯骥才短篇小说集》等。
这次会见之后，马昌仪着手把李福清的《万里长城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编译出来，并就他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写了一篇长篇序言，合集为《(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一书，先后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和学生书局(1991)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第一次把年轻的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和学界。
往事历历。1959年12月的一天，何其芳把我召到文学研究所他的办公室里去，要我和马昌仪参加与李福清的见面，并要我陪同他逛北京城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我即和一○一中的连树声老师一起，陪他去逛天桥的旧书摊，到那个每隔五分钟就来收一次票钱的书场里听连阔如先生说三国评书《长坂坡》，去收藏着难以数计的中国国宝的故宫参观。两年后的1961年11月，他第二次来华，趋访顾颉刚先生，两位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就孟姜女故事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他应顾先生之请，把他多年来通过中国各省文联帮助收集到的流传于中国各地的孟姜女故事、唱本的手抄本寄给了顾先生。顾先生逝世后，他曾在一篇文章里不无感伤地写道,不知他寄给顾先生的那些资料下落如何了!
1985年11月，我所参与策划和编纂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进入攻坚阶段时，李福清冒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应邀前往国谊宾馆，与在那里开会的中国民间文学学者钟敬文、马学良、贾芝以及笔者等见面并作学术讲演。李福清作为编委参与其事的前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乌龟丛书”——“东方民间文学与神话学研究丛书”，是一套以世界视野选题的人文学术丛书，凡是有关民间文学、神话学、原始艺术、造型艺术、远东文化的重要著作，每出一本，他都给我们寄来。最不能忘记的，是1987年4月28日，他把他的亲密朋友1967年元旦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一本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撰著的《中国民间年画》(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6年)转送给我们，使我们了解了中国年画早期在俄罗斯流传的历史和影响。1988年他来华与中国年画研究专家王树村、刘玉山等商谈合作把流散在俄罗斯各地的中国年画搜集起来，经过他的百般努力，一厚册《苏联藏中国年画珍品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用中俄文两种版本在中国出版。1989年5月，交恶二十余年后，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李福清作为戈氏的文化总顾问来华，我们见面时，向我们介绍他们那里的种种社会情况。
2005年5月，他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聘请的《世界文学史》海外顾问来华，正值门头沟举办第七届妙峰山庙会。我去旅馆看他，问他是否想去逛逛妙峰山庙会，他一听高兴极了，说这对他来说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先后访华15次，这是第一次碰上中国的庙会!于是，我们一行于5月20日上了妙峰山。
本世纪初冯骥才登高一呼启动了规模宏大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抢救工程，特约李福清为俄罗斯卷的主编。他不畏寒暑，不放过大小博物馆和他知道的收藏者，继续搜集流散在俄罗斯各地、主要是远东地区的中国年画，从各地搜集来的373幅(套)在我国罕见的珍贵年画，最终编成一部皇皇巨著《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卷》。2011年11月，我和李福清在天津举办的出版发布会上见面，一起参观天大北洋展览馆举办的年画展览，听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他在西伯利亚搜集中国年画的种种经历，会后又来京到舍下叙谈……
一桩桩往事，恍如昨日。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俄罗斯文学。我的本师是曹靖华、魏荒弩、余振等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我赞叹和崇尚俄罗斯的文化。俄罗斯是我年轻的头脑中一块魂牵梦绕的文化圣地。但我最终离开俄罗斯文学而选择了中国的民间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于是，与李福清的交往和对李福清的挂牵，就成了我所敬仰的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文学的一个象征和寄托。李福清对中国及其文化抱着挚爱的热情和认同的心理，即使在中俄两国关系处在冰冻期的那些年代。而我们的家，俨然是他来中国访问时必定落脚的驿站，他先后来华几十次之多，有时一年来两次，每次都抽空用他那浓重的甘肃口音作促膝长谈，带来俄罗斯的民间玩具和精美的邮票，带走他所需要的中国书刊。
时间无情。李福清从我刚认识时的那个27岁的俄罗斯小伙，如今已变成了80岁的耄耋老者。可贵的是，几十年来，他坚守着自己的人生选择，心无旁骛，无怨无悔，一往无前。这一点，我由衷地敬佩。我想，把“衣带渐宽终不悔”用到他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2-10-1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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