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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我们正编发这组稿件时遗憾地获悉，李福清先生(右图，冯骥才提供)已于10月3日去世。
——编者
今年九月七日，我给远在莫斯科的李福清发了一个邮件，祝贺他八十寿诞，并告诉他为他选编的论文集快印出来了。他迟迟未有回复，使我担心起来，我知道他重病压身，心中暗暗祈求上苍佑他转危为安，能有什么奇迹在他身上发生。
李福清很像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汉学家都有一个中文名字，他俄文名字的译音是鲍里斯·里弗京。我结识他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自“前苏联”来找我。尽管他年长我十岁，那时还是很年轻。身子结实而有活力，下巴的胡子比墨还黑，探询的目光充满真诚，还有一种亲和感。由于近当代中俄非同寻常的关系，我这一代人与苏俄文学有种特殊的情缘，拿王蒙的话说“那时苏俄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但此前我本人与苏联文学界不曾有过接触，头一次接触便情不自禁大谈苏俄文学;他却避开我的话题，反过来谈我的作品。没想到他对我写的东西竟然那么熟悉，而且已经翻译了我的小说。据说他把我那个凄苦又哀伤的短篇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译成俄文发表在前苏联的《文学报》上时，使得“苏联读者”颇为吃惊。因为那时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当代文学是非常革命化的，昂扬乐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勇往直前，从来没见过“这么伤感的中国当代小说”。这样非同一般的读者效应，促使他在“苏联时代”就出版我厚厚的一本小说集了。
译者与作者的关系情同知己，我们的关系究竟有多亲近?有个小故事胜过许多描述。
八十年代后期，李福清去德国访问时，要从波鸿去往科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在波鸿大学任教的德国汉学家马丁教授——也是做我研究、与我过从甚密的好友——对李福清说，你到科隆可以住我家，我的房子现在空着。李福清到了科隆已是深夜，他找到马丁那条街，却只记着马丁对自己房子的描述，忘了门牌号。他拿不准自己面前的房子是不是马丁的;他掏出钥匙试一试，居然打开了门，可是进了屋子开了灯，心里还犯嘀咕，怕弄错。忽然他看见桌上立着一个小镜框，里边照片竟是我的——
“呵，是冯骥才告诉我这房子没错!”李福清事后到中国来，对我说起这件事时，哈哈大笑，眼睛闪着亲切的光。那意思像是说：瞧，我们的缘分!
而往后，我们的缘分更是非同一般，甚至可以用这四个字来表述：十分奇特!
三十多年来，我们可不是一动不动并立在文学这块土地上的两棵树，一起蹿枝长叶，开花结果;而是像一条江上并行的两条船，一同转弯，转来转去，始终没有分开过。
八十年代末，他把一本又一本对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研究的专著送给我时，我正一部又一部地发表我的文化小说。记得他每次来天津访我时，我都会陪他去沈阳道的旧书摊和山西路上一个书贩子家淘书。我俩都喜欢清代民间木版印制的绣像小说。每当他翻到一本少见的小书时，脸上的神气好像带着很强的“饥饿感”;他常常是抱着一摞书、咧着胡须中的大嘴笑嘻嘻满载而归。待到九十年代，我投身到中国民间文化抢救时，他作为老一代俄国汉学大家、中国年画研究学者阿列克谢耶夫的弟子，对年画异常的酷爱及其学养都派上了用场。他几乎像一个志愿者，兴高采烈地加入到我们的年画抢救与学术整理中来。
应该承认，俄国学者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年画——这种岁时应用的花花绿绿木版画中极高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从科马罗夫到阿列克谢耶夫——大约由1894至1907年——他们在中国收集并捐藏到俄国一些博物馆的中国木版年画当以万计，而其中大部分在当今中国已无迹可寻。这批藏品是必须进入我们抢救范畴的。在我邀请李福清来整理这批珍藏在俄罗斯的珍贵的年画遗存时，他已年逾七十。他虽然身为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向例不要助手，独来独往，全凭个人。我担心他以一己之力，难以胜任。谁料他像是要实现自己一个夙愿那样，即刻开始工作。那两年他东奔西跑，反反复复游走于分布在俄罗斯各地的二十多个博物馆，翻遍馆藏中国年画的珍品，从中择粹取精，历时三年，终于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其间，使我惊异的是他筛选、考据、断代、确定产地、阐释内容的能力之高。这些方面不单需要年画学本身极深的修养，更要广博又庞杂的文化学识。他几十年在中国历史、文学、戏曲、曲艺、美术、民俗等方面研究积累下来的功力，全都使用到这项工作中来。特别他为这部堪称“俄藏中国木版年画档案”而写的题为《中国年画在俄罗斯》八万字的长文，使我读过不禁发出感叹：“当今俄罗斯，李福清之后谁是来者?”
李福清是位真正的学者。他治学精神几近疯狂，每次与他见面，他都会先掏出一张纸，上边写满了一个个要与你讨论的问题，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口袋，里边全都是要请你帮他识别的图片和底片，每张图片每个细节都得谈得明明白白才撂到一边。他深知“学问”二字的关键是“问”。因此，他在中国学界的朋友不胜其多。如果他与你讨论问题时，你对他说“晚上请你吃饭”，他会一边礼貌地说声谢谢，一边摆摆手表示没兴趣。他的全部兴趣都投在大得没边、深得没底的中国文化上。
汉学家的意义是，在你急着叫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他们已经把中国文化拿过去了。
为了中国文化，他一趟趟辛辛苦苦访华数十次。他把多少生命时间放在来来回回长途飞行的航班上?
所以，我特别珍惜李福清。不单因为他是我多方面的知己，异国间情投意合的老友，更由于他在中俄文化交流上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李福清八十岁之前的一年，我们就与南开大学的俄国语言文学教授阎国栋先生商议，今年秋天把李福清请过来，还要多邀请一些他在中国的朋友，为他做寿祝寿。为老者祝寿是中国的人文传统，我们想以此表达对他由衷的敬意，进而还策划了一本搜集了李福清多年年画研究的文集，耑意用来为此举增色添花的。现在应做的决定是，不管他能不能再来中国一趟，我们都会如期出版这本书，如期举行祝寿会，为他祈福，天赐寿焉。
2012.9.28
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2-10-1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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