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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台湾关庙中颇具代表性。笔者曾应该庙主委吴朝煌亲邀，参加礁溪协天庙1997年一月举行的醮仪及首届两岸关公文化研讨会，亲见仪式庄重，信众云集的盛况，成为全台湾一时新闻。后又顺道拜访了台湾其它一些关庙如日月潭文武庙、台南开基武庙等，深感其成长之速，根基雄厚。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中亟需建立自己的神道祭祀体系，曾首先开始“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将曾经供奉的中土诸神包括关公一概撤祀，并且在台湾、大连等直辖地区毁像撤庙。礁溪协天庙正因神像被保存下来，才成为一方盛景的。光复以后关帝庙在台湾迅速恢复，而以1989年解除“戒严法”以后增长最为明显。台湾省政府曾对所辖县市从事调查（台北、高雄两市除外），当时关帝庙、宫、堂总共431庙。1997年一月宜兰县礁溪协天庙举办台湾“关圣帝君两岸文化交流座谈会”时统计，台湾地区与会之宫、庙、堂、坛、会共有950个单位。较十年前增加一倍。
地名 解严前 解严后 地名 解严前 解严后 地名 解严前 解严后
台北市 5 116 台北县 26 156 基隆市 7 47
高雄市 13 53 花莲县 5 21 桃园县 10 35
新竹市 3 9 宜兰县 23 58 台中县 13 33
台中市 13 28 嘉义市 3 6 新竹县 6 11
苗栗县 28 50 高雄县 39 53 彰化县 34 59
南投县 30 41 台南市 11 18 台东县 9 15
嘉义县 14 17 云林县 58 64 台南县 42 49
屏东县 22 24 澎湖县 17 16
其中台北市、台北县（即大台北地区）增长最快；其次是基隆、高雄两市，都是台湾经济发达的地带。其它县市则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大体而言，北部地区大幅增长显著，中南部地区原有庙宇较多的市县增长相对缓慢，而以经济相对滞后的澎湖列为最后。据台湾友人介绍，随着台湾的开放和经济起飞，关羽信众也由光复时第六位提升到第二位，约八百万许。尤其是商家笃信致富之正道，而政要为了拜票也频频现身主要关庙，拈香谒拜，虔敬致祷。
三，走西口与闯关东中的关公崇拜
同样移民潮，还有“走西口”与“闯关东”，限于篇幅不能展开，略带数语。
“走西口”主要指两个趋势，一是晋商驼队及个体商贩的经商运输活动，二是山西、陕西及河北移民随着牧区改为农区或者农牧结合区西北向迁徙。随着对于外蒙古诸部及俄罗斯商道的开拓，这种模式亦渐次沿着晋商驼队的足迹延伸，逐渐覆盖了内蒙古西部。晋商和山西移民也把家乡信仰带至新的聚落。据说清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就有七个关帝庙，其中“大盛魁”是晋商在蒙古地区活跃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资本也最为雄厚的商号。他们开会议事办公的地点就是关帝庙。俄国科学院院士李福清说：
“在18世纪中关羽崇拜在蒙古族流行较广。1772年（干隆三十七年）在俄罗斯工作的德国学者巴拉斯（P.S.Pallas）在西伯利亚旅行时，参观俄罗斯恰克图（Kjakhta）及对面的（属于清朝中国）买卖城时，也参观了那里的关帝庙（大概是北部最远的关帝庙）。当地的蒙古人告诉他，这就是格斯尔庙。”
证实晋商已把关帝庙修筑到他们力所能及的最远所在。此外蒙古王公也开始将世代经营的放牧地改为农牧混合，所以这一带虽然地方人稀，却出现了中国最为正规的关帝庙。民国二十四年《察哈尔通志》记载坝上张北县（今属河北张家口市）有二十四座关帝庙，无论数量还是规格，都堪称范例。
相比前两者而言，“闯关东”的开辟草莱，白手创业，则更类似于美国19世纪的西部拓荒。
有证据说明，干隆十九年东巡已把国家对于关羽的崇拜带至东北。他曾为关外数座关帝庙御书匾额，干隆《吉林志书》记载，当时仅吉林已有12座关帝庙。考虑到到当时地广人稀，这个数目几乎涵盖了当时吉林地区的所有大聚落。光绪十六年（1890年）俄罗斯汉学家伊万诺夫斯基（А．О．Ивановский）曾在东北作过民俗调查，发现老百姓来自各地，信仰颇杂而喜集中供奉，反映了农垦文化的特点。其庙祀多为九神（关帝、黑脸龙王、红面火神、四首或六手马王、牛王、药王、虫王、苗王、财神）同供，而率以关帝为首。
近代地质普查确认了关东蕴藏了丰富的煤铁矿藏，关外日俄势力开始在东北角逐争胜，而工业化进程也使清廷加速了关外移民及开发的力度。而关外新移民聚落的形成，往往都以修建关帝庙作为见证。如《吉林乡土志》言：
“盘石县草庙子：于清光绪二十六年间，由开荒人作开荒之纪念，建筑关帝庙一座，上用草苫，故名草庙子。”
即是典型一例。光绪以来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一所关帝庙修建，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移民聚落形成。东北方志因为晚近，反而成为记录最为详实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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